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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行大会，各成员国代表表决通过了中国推荐的香港卫生署前署长陈冯富珍出任新一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
竞选前，59岁的陈冯富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内地民众来说，近乎陌生；尽管在香港和国际卫生界，她已经因为成功地处理1997年香港禽流感疫情和2003年香港SARS疫情而被港人所知。
“陈冯富珍女士在对抗SARS一役以及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几年里，累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她是世卫总干事的最佳适当人选。”陈冯富珍的前上司、香港卫生署前署长李绍鸿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禽流感和SARS期间
1997年和2003年相继爆发的禽流感和SARS疫情，曾把陈冯富珍推进了一个是非漩涡。
1997年，香港出现全球首例人感染禽流感个案，一名3岁儿童死亡，市民大感恐慌。为稳定民心，陈冯富珍呼吁市民不要担心，可以正常吃鸡，并在镜头前宣称：“我天天都吃鸡，大家不要怕。”——这句话一时成为名言。然而不久，禽流感疫情全面爆发，香港卫生署果断地扑杀了130万只活鸡，这一做法虽最终使疫情得以控制并杜绝，陈冯富珍却给自己招来了“误导市民”的批评。
6年之后，香港再度爆发疫情，这次是来势同样凶猛的SARS。陈冯富珍坚守前线抗疫，几乎每天下午都主持疫情报告会。在全力抗疫期间，她连丈夫、儿子也无暇理会，一家人要靠字条沟通，近两个月没与丈夫同台吃饭，甚至母亲节她也被迫“失约”，最后亏得父子的谅解，“反而安慰我要多点休息，经常斟茶给我，又会叫工人预备汤水给我补身子。”陈冯富珍日后接受传媒访问时忆述。
陈冯富珍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回报。2003年的SARS疫情虽然最终得到成功控制，但她同样遭到了公众的批评。香港立法会的调查报告称，陈冯富珍没有充分重视广东2003年1至2月的软性情报，也没有及早修改法例，整体表现“未令人满意”，令SARS疫情夺去了香港近300人宝贵的生命。
2004年，香港立法会调查SARS专责委员会进行SARS报告聆讯。此时的陈冯富珍已经是一名国际公务员，其职衔享有外交豁免权，香港立法会没有权力传召她回港作证，但她还是说服了世卫组织允许她参加，因为她认为自己是香港前卫生署长，而且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
面对议员对她处理疫情手法欠妥的多番质疑时，陈冯富珍没有辩驳，只是强调自己是实话实说，所做的事情对得住良心，对得住香港市民。“专家委员会都说政府有的地方是做得不足……我只可以讲，我已经尽了力。”在庭上，她四度下泪。
与香港部分人士相反，不少外国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陈冯富珍应付禽流感及SARS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赏。其中香港特区政府委托海外专家撰写的调查报告，便认为政府在疫症初期的处理手法“合理”，以陈冯富珍为首的卫生署部门已在工作范围内“尽其所能”。
泰国皇室在1999年还向陈冯富珍颁发了皇室奖状，表扬她对禽流感的贡献；世卫组织联同18名流感权威也签署宣言，盛赞卫生署在陈冯富珍的领导下，果断无私地追查病源及杀鸡，让全球避过一场流感浩劫。
感性女人与强力署长
记者翻查了陈冯富珍的工作履历后发现，自1985年担任香港卫生署高级医生后，她每隔两三年就会晋升一级，短短十年间，便晋升至卫生署署长之位，港内传媒评价“犹如坐直升机”。2003年，陈冯富珍步入世卫，两年内又跃升为助理总干事。
仕途一路凯歌，在熟悉她的李绍鸿看来，显然与她的工作表现不无关系。“陈太早在当署长前，就主张协助署方与中国内地、国际沟通，并统筹世卫西太平洋区之香港会议，令外界对她刮目相看，因为当时部门许多同事都没有这个意识。”
不过，令李绍鸿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陈冯富珍的擅于协调和交际。他举例说，陈冯富珍最爱以“搭膊头”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就连与记者相处时也全无架子，甚至以“小妹”、“契仔”等相称，无形中拉近与对方的距离，也多了一批朋友。
不单前上司称赞她沟通能力一流，不少对陈冯富珍有过批评的医学界人士也赞赏她处事得体。“若论政治和交际能力，陈冯富珍的确具有优势，完全有能力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位曾与陈冯富珍长期打交道的香港医生说，她感性、亲切，配上灿烂的笑容，很有个人魅力。
事实上，在香港28年公共卫生事务任职期间，陈冯富珍成功处理了不少棘手的公共卫生事件，如配错药、维他奶饮品污染回收、霍乱爆发等，由此也赢得了不少美誉。她亲力亲为的态度，更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冯富珍是一个拥有强力政治手腕的感性女人，SARS期间，她曾三度公开落泪：第一次哭是在听到医管局前行政总裁何兆炜病倒；第二次是听到当时的新界医院东联网总监冯康又病了，心情更加难受，“我一定要坚强，作为部门署长，一定要齐心努力，打赢这场仗”；为医护人员的无私精神，她第三度落泪。
熟悉陈冯富珍的香港官员都知道她爱打扮。在镜头前，陈冯富珍每次都是胭脂口红从不缺，衣饰总是一幅女行政人员的高贵“look”。她亦喜欢华衣美服，不尽是名牌，更多的是度身订造，“方符合她的要求”。
“在她当卫生署署长的岁月，每逢她出席公开场合后，她都会细阅各报的新闻报道，相片是她眼睛的焦点，因为她想看看自己上镜是否好看。如果相片符合她心意，她会致电有关报馆，提出购买收藏的要求。”一位陈冯富珍的前同事对本报记者说。
对香港传媒而言，与陈冯富珍打交道最多的时间是2003年SARS疫情期间，自3月SARS爆发，香港卫生署每日下午四时半都会召开记者会，向大众汇报最新疫情，最初记者会就由陈冯富珍担任“大旗”。直至6月份，长达60多天的“四三零”记者会(下午四点三十分召开，简称“四三零”)才告一段落，而就在这段时间，陈冯富珍与记者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也因此，2003年8月18日，被众人称呼为“阿姐”的陈冯富珍即将离港远赴瑞士的世卫组织总部工作时，十多位老、中、青三代专门跑医疗新闻的记者及传媒高层都出席了欢送会，更有人拖着女儿来跟她话别，“场面倍感温馨”。
一位当时出席欢送会的香港医疗线记者向本报记者回忆，当天的会上，陈冯富珍收礼物“收到手软”，除了名贵水晶心口针外，最别致的是一班年轻记者送上的一袋专门“炮制”的“礼物包”，内附《山水有相逢》VCD、阿姐在“SARS ”记者会的相册、中式刺绣小手袋、玫瑰花茶，还有在日内瓦用的暖水壶。
这些让陈冯富珍深深感动。
没有野心的国际公务员
有危就有机，世卫正是看准了陈冯富珍在抵抗SARS时获得的丰富经验，于是邀请她于2003年8月出任世卫保护人类环境总监，成为首位出任世卫组织高层职位的香港人。
陈冯富珍透露，她收到世卫的聘任书后，在短短数小时里咨询家人和朋友的意见，便决定答应当世卫官员。“当日有一位素未谋面的货车司机经过我身边时，在车上对我说，我并不想影响你的决定，但这些机会(有的人)一生都没有一次，你要为香港和中国考虑……”这件事令陈冯富珍印象极为深刻，也坚定了她的决心。
凭着这份坚持，过去3年，陈冯富珍在世卫负责全球统筹工作，积极鼓励各国制定防范流感应变策略，推动疫苗开发。她忆述，在过去的3年间，她协助很多国家制定防范大流感应变计划。已实行该计划的国家，由她上任前的50个大幅增至170多个。在任内，她还成功说服罗氏大药厂将2000多万粒抗病毒药“特敏福”，捐给约20个贫穷国家。
生活中，丈夫陈志雄一直是陈冯富珍的生活重心。22岁时，冯富珍只是一名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在伊利沙伯中学教家政，由于现在的丈夫、当时的男朋友陈志雄要赴加拿大读医，她担心跟男友分开难以维系感情，遂要求母亲允许她同去。
这个决定，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1969年抵达加拿大后，冯富珍先攻读家政，并于1973年取得该学位。其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首次选拔非修读理科的优良学生选读医科，这给读文科的冯富珍提供了入读医学院的机会。从此踏入医科领域，无意中为今天晋身国际舞台打下基础。入学前，她和陈志雄举行了婚礼，正式成为陈冯富珍。
但是医学生并不容易当。“当时大学医学院总监叫我回家煮饭，不要当医生了！丈夫每晚都帮我补习。”日后向他人提及这段经历时，她坦言相告。
在老同学的眼里，当年的陈冯富珍只是个文静女生，曾在西安大略大学与陈冯富珍夫妇做过同学的英国医生PaulDickie说，记忆中的陈冯富珍是个“安静但有趣”、“不像很有野心”的女孩子。
果然，在1984年，31岁的陈冯富珍因为家姑患病，就放下一切跟随丈夫返港，并在医务卫生署辖下的母婴健康院工作。当时儿子浩淇已出世，在家要带孩子，但她的工作表现仍旧出色，她把成功归于“有好运气，遇到好老板”。
与此同时，丈夫陈志雄的仕途也一路顺畅，现任香港眼科医院行政总监。与陈医生共事多年的同事对本报记者称，陈志雄为人极低调，在医院少谈太太，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有个署长太太，但也只曾在SARS期间，一次医院的晚宴时见到他“携眷”出席。虽然家与医院近在咫尺，但从未见过陈冯富珍“探班”。
11月11日，正在日内瓦采访的香港记者发现，陈志雄已经偷偷地远赴日内瓦，见证妻子当选世卫总干事的历史时刻。“当时正好举行世卫大会特别会议，陈志雄坐在第一排，细听太太在台上宣誓和发言，其间不时点头微笑。”一位在现场的香港记者说。
“我先生觉得我是好妻子、好妈妈，但我常觉得工作太忙，所以会自我批评，家人却从没有批评我！”在大批传媒的镜头面前，陈冯富珍也不时望向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丈夫，向家人作出真的表白。他们22岁的儿子陈浩淇，刚念完法律，目前正在一家律师行担任律师。
随着陈冯富珍出任世卫总干事，对这位港产的防疫战士来说，用临危受命来形容其当选毫不为过。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型流行性和传染性疾病的威胁，如何协调各国政府，推动世界卫生事业发展和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医疗保健水平，这一重担落在了一位中国女性的肩上。
据香港政坛人士分析，陈冯富珍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协调她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选举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经济实力日渐强大的中国与世界秩序接轨努力予以肯定，但也有部分国家对陈太与中国的亲密关系表示担忧，担心日后中国一旦爆发疫症，陈太会不会公平处理。”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说。
对此，陈冯富珍在11月11日首个记者会上作出回应：“我是一个国际公务员，我是为世卫193个成员国服务，不会偏帮任何一个国家，不偏不倚是我一贯工作的立场，我们的立场一贯都是要求国家与我们分享信息及分享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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