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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新世纪的非洲发展和中非关系
非洲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拥有8亿多人口53个国家的非洲大陆不仅历史悠久，幅员广阔，而且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进入新世纪，非洲人民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联合自强，谋求和平、稳定和发展，非洲的发展充满生机和希望。中国与非洲自古以来始终保持着友好交往，当前的中非友好合作更是面临着新的机遇，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一
非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北部的古埃及王国、东部的库施王国和阿克苏姆国家、西部的加纳王国、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等一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古国。特别是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古埃及，远在公元前5000—6000年就出现了农业，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公元前4000年代末，埃及人民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迈入了文明时代。古埃及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文字、艺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和建筑等方面，都对人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5世纪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和此后长达600年的殖民统治，使非洲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万恶的奴隶贸易，至少使非洲损失1亿青壮人口，相当于1800年非洲人口的总和。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残酷的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以非洲人民的苦难为代价，成就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和迅速发展。至19世纪末，非洲人民开始以多种形式掀起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大批非洲独立国家脱颖而出。1963年非洲国家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以推动非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为主要任务，为声援和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以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为标志，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基本完成。非洲人民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国际地位迅速提高。非洲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第三世界国际组织的活动，而且在联合国占有超过1/4的票数，并经常在重大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从而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非洲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被称为“世界矿产宝库”的南非，矿产种类多、储量大、产量高，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资源国之一。几内亚的铝，扎伊尔的钴，赞比亚的铜，博茨瓦纳的钻石，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的铁，尼日利亚、安哥拉的石油，纳米比亚、尼日尔的铀等都闻名于世。非洲还有丰富的水力、农业、林业资源，咖啡、可可、棉花、花生、油棕、剑麻、腰果、丁香、除虫菊、橡胶、木材等，在世界上均居重要地位。非洲国家独立后，对于经济发展道路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探索。非洲统一组织1980年通过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和1985年通过的《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方案》等文献，对探索非洲经济发展道路提出了不少原则和设想，非洲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由于非洲经济基础过于薄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非洲大陆经济落后的面貌总体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非洲迄今仍是全球最贫困的大陆。世界上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4个在非洲。非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但经济总量只占世界总量的1%，贸易额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外债高达3000多亿美元，超过3亿人生活在日均生活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帮助非洲摆脱困境，反而拉大了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整体差距。非洲经济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二
20世纪末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给非洲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加快经济和政治发展，解决地区冲突，成为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以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为主要任务的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并退出历史舞台。2002年7月非洲联盟成立，成为引导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团结奋斗，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机制。非洲国家在非洲联盟机制下团结起来，在探索政治经济发展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使这个古老的大陆在新世纪焕发出勃勃生机，充满希望。
在经济发展方面，非洲联盟积极支持非洲国家2001年自主制定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该计划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认识到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在坚持非洲国家主导自身发展原则的同时，强调改善投资环境，与工业化国家建立新伙伴关系，结束边缘化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非洲国家积极推动经济调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加强非洲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美国和欧盟在非洲推行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利用美国提出《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所提供的非洲纺织品优惠准入条件扩大出口。非洲经济发展的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援助非洲发展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2003年6月，八国首脑会议通过《援助非洲行动计划实施报告》，承诺以进一步减免债务来帮助非洲国家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2005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同意向非洲提供500亿美元援助。在经济调整、油价推动和国际支持等多种因素作用下，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3—2005年全地区GDP实际增长率分别为4.6%、5.3%和4.5%，达到近25年来的最好水平。
在政治发展方面，非洲国家积极探索符合非洲情况的政治发展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举行了和平的总统或议会选举，普选制成为非洲政权和平更替的主要形式。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成为非洲政治体制的主要模式，而非洲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和独裁统治渐行渐远，非洲国家的政局总体上趋于稳定。为了推动政治发展进程，非洲联盟于2004年启动了“非洲互查机制”，号召非洲国家在自愿基础上，公开其政府管理、经济决策以及人权等方面的情况，并接受其他成员国的检查和评估，迄今已有20多个国家参加了这一机制。
在解决地区冲突方面，整个非洲大陆出现了摒弃暴力、寻求和平的可喜局面。在东非地区，苏丹政府和南部反政府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今年1月9日签署全面和平协议，预示着已造成200多万人死亡的苏丹南部旷日持久的冲突将最终结束。自1991年以来，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索马里也终于盼到了和平降临。经过两年的和平谈判，索马里各派于去年底达成和平协议，选出了新议会和临时总统。在西部非洲，经历了14年内战的利比里亚自2003年根据和平协议组成过渡政府以来，安全形势渐趋稳定和好转，重建工作比较顺利。2005年11月，首届非洲大湖地区11国首脑会议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签署了面向地区合作、共谋和平与发展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
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推动下，非洲联盟还根据非洲的具体情况，努力构建集体安全观念，在宪章中既保留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又增添了“非漠视原则”，允许在非洲联盟大会授权下，对“战争罪行、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行”进行干预，以及对不按宪法程序攫取政权、或因国家内部不稳定导致难民外流、叛乱分子侵扰和其他殃及邻国的后果进行干预。为落实宪章的这一条款，非洲联盟于2004年设立了“和平与安全委员会”，并组成非洲多国部队进行维和行动，开始在维护地区局势稳定中发挥显著的作用。
三
中国与非洲的直接交往已逾一千多年，友好往来和相互支持始终是中非关系的显著特征。唐代杜环游历非洲写成《经行记》，成为亲历非洲的第一个中国人。元代汪大渊两次远游非洲并写成《岛夷志略》，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人民的相互了解。明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4次出使非洲，把古代中非友好交往推向高潮，使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丰富。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历中国后留下《伊本·白图泰游记》，对于古代非洲和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把发展与非洲的关系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把亚非拉国家视为在美、苏两大集团之间一个可以争取的中间地带，并于1974年把这一战略思想提升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周恩来总理通过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和1963—1964年出访非洲，与非洲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就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达成共识。中国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提供了大量道义和物质支持，并支援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洲国家也为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孤立政策和提高国际地位提供了宝贵的支持。1971年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23个提案国中有11个是非洲国家，76个投赞成票的有26个是非洲国家。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但是，谋求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共同战略利益和历史任务，也成为中非关系发展的新的基础和动力。中非关系的发展更为迅速。
首先，双方政治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支持非洲国家的合理主张和要求；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主张更加重视发展问题和优先增加非洲的代表性；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从1990年起已累计向非洲派出3000人次的维和部队，目前还有850人左右的维和人员在非洲8个维和区实施维和行动，为维护非洲的地区稳定贡献了力量。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11次在联合国挫败反华人权提案，8次挫败台湾当局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企图，12次挫败台湾当局参加联合国的图谋，都得到了非洲国家的宝贵支持。我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非洲国家，外交部长从1991年起每年都把出访的第一站定在非洲。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非洲合作论坛”并召开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为双方长期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和框架。
其次，贸易和经济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强大推动力。到2005年为止，中国已经与4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与2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方贸易额迅速增加。货物贸易额从1979年的8.1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97亿美元。为了便利非洲国家的对华出口和促进其贸易平衡，中国从2005年1月1日起，对29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190个税目的商品实行了零关税待遇，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17个非洲国家被确定为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目的地国。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已经起步，8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落户发展。为了解决非洲国家发展的资金困难，从90年代开始，中国援助项目开始使用中国政府提供的贴息贷款，中方以合资或合作等形式参与经营管理，以扩大援助项目资金来源、经济效益和解决当地就业困难。2004年，中国还免除了31个非洲国家105亿元人民币的到期债务。中国共向非洲国家派出1.6万人次医疗人员，他们救死扶伤的足迹遍布非洲各地，深受非洲人民好评。
第三，文化交流方兴未艾。中国为满足非洲国家对发展人才的迫切需要，与多数非洲国家签署了教育合作协议和双边教育交流议定书。从1952年起接受非洲留学生，到2005年已向非洲国家的1.8万人次提供了中国政府奖学金，非洲留学生学习的专业包括土木工程、水利、纺织、建筑、采矿和电机等多种专业。中国还向10多个非洲国家派出教师，在大学和中学执教。2005年，非洲第一家孔子学院在肯尼亚正式成立。中国与非洲国家共签订文化协定57个，先后向非洲国家派出过110多个表演艺术团组，邀请了80多个非洲表演艺术团组来华演出。200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举办了以非洲为主宾的“相约北京”和“中华文化非洲行”两项大型中非文化活动，共覆盖非洲22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观众数十万人，被誉为“中非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
2006年是中国与非洲关系不同寻常的一年。新年伊始，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宣示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4月和6月，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相继出访非洲国家。11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对未来3年的中非关系作出规划，并出台了有关文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深厚历史情谊和长远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正在全面发展，走向更加光明的前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 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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