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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张正河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指出，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
就中国目前的城乡差距有多大这一问题，张正河说，在我的学术活动和旅游中，接触过很多来自国外的专家和游客，第一种情况是初次来中国，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他们的评价是，中国拥有现代化的城市、豪华的宾馆、完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发达国家，旧金山、洛杉矶、东京、伦敦、巴黎也不过如此。第二种情况是看了河南、山西、陕西、新疆及东北，吃住在县城。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第三种情况是在中国工作时间较长，对农村有较深认识，去过诸如甘肃、贵州、青海、内蒙古等地的农村，在乡镇、村庄体验一段时间。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还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评价差异？是因为他们所体验的地方不同。由此可见，中国城乡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张正河指出，需关注差距进一步扩大。张正河说，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表明，在某一时段内，特别是工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按照经济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但如果这种差距过大，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矛盾。美国经历了70年的努力，工农收入才趋向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经济基本处于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均衡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加快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目前，中国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接近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城乡非均衡发展还继续惯性推进，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农村内部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就应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并着手解决。
张正河指出，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目前城乡差距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应给予高度重视。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近年来，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例也还维持在3.21∶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
二是城乡教育差距。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更重要的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
三是城乡医疗差距。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多，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四是城乡消费差距。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生活资料的质量低，假冒伪劣横行。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
五是就业差距。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务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
六是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我国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在制度、市场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分割问题，在城市内被认定为的公共产品，可能在农村就不再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产品”具有了排他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将其看作是个人收入。中国城乡收入中对这部分个人收入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低估计的问题，城市较农村的低估计更大。
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
张正河还表示，各种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以起点和过程不公平为标志的机会不平等，却折射出中国50多年来公共政策选择上的偏差。从2006年开始，国家用30—50年，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会在一年两年内缩小。想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根本的成效，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发展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张正河说，希望政策具有连续性，如改变城乡之间的逆向再分配，减免农业税和各项杂费，逐步取消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限制条件等，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时，通过加强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等，这些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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