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没稿子的报告-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下文为温家宝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发表前根据记录整理，作了文字修改：

　　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温家宝

　　(2006年11月13日)

　　我没有稿子，准备了一点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证。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讲，可能还要求你们用心创作，用心演出。许多老的文学艺术家，是我的前辈，应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许多比我年轻的文学艺术家，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心里又感到非常高兴。在座的许多文学艺术家，你们的许多作品我读过，有些人认识，有些人未曾谋面，有些人还通过信。但是，你们不一定很了解我对文学家、艺术家的感情。记得那年冰心老人去世的时候，我在夜里赶到了北京医院，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她的女儿拿出一个笔记本让我签个名。我非常尊敬老人的为人，喜爱她的作品。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爱心、有感情的人。2003年，我到上海看望巴金先生的时候，他已经不太清醒了。我过去读过他的不少作品，那本《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吴祖光先生病重期间，把新凤霞先生画的一幅牡丹送给我。我不懂得画，但也觉得好，画如其人，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0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通过范敬宜求教李瑛老师，请他不吝赐教。当时，他问范敬宜：“总理还知道我？”范敬宜告诉我后，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先生的诗作和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识，引以为豪。”很多老文学家、艺术家经常把他们的著作寄给我。比如，周巍峙先生、王蒙先生、乔羽先生、冯其庸先生，等等。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启迪，受到了鼓舞。

　　和文学艺术家的相处，使我感到心情非常愉快。前年，戴爱莲先生还在世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家宝同志，在50年代的时候，我曾跟周总理照过一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屋里，我很想再跟你照一张照片。我说，那好。在教师节那天，我来戴先生家，她约了几位舞蹈家，记得有贾作光先生，在她的家里，谈舞蹈艺术，谈舞蹈史，谈舞蹈教育，谈舞蹈事业的发展。老人侃侃而谈，大家非常愉快。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她病危了。我赶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她神志还清醒。因为她的英文比中文还好，所以她一会儿说英文，一会儿说中文。我拉着她的手，她本来就非常清瘦，疾病折磨后，显得更瘦弱了。她的声音依然很大。她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

　　我也曾收到一些现在已经不在世的作家的作品，是他们的家属给我送的，这常引起我对他们的怀念。比如，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严文井文集》，严文井同志的爱人唐志强同志给我寄了一套。我过去读过严文井同志的作品，这次收到新出版的文集后，再次重读了多篇。我给唐志强同志的回信中说：“他的作品和人品就是一个燃烧的火种，留给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用来点燃希望的明灯。他应该为此感到快乐，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最后这一句，是他作品里的话——“我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

　　前不久，访问欧洲前，我接受欧洲几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没有想到，记者把这六段诗章，连同采访内容用两个版登在《泰晤士报》上，而且中国的五段诗句全部用中文，把作者、文章、年代都注释得清清楚楚，还用半块版登了一幅屈原的水墨画像。在英国居住的华侨告诉我说，《泰晤士报》用中文登中国的诗作，还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