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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意愿，歌颂先进事物，鞭挞丑恶现象，鼓励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
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只有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自觉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一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产生不朽的作品，除了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之外，往往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大家都熟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连举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力主革新政治，举贤授能，除残去秽，励精图治。他接近人民群众，不满黑暗现实和政治腐败，终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他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浪漫主义杰作。
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鸦片战争后，他被流放，途经河南，时逢黄河大水，道光皇帝责令他留在那里治水。他本来就深谙黄河水势，并有一套治水的办法。相传他为治理黄河，每天骑马在黄河两岸奔跑。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感动，一位民间画家把他骑马奔跑的形象画了一幅画。他在河南近一年，水患治理后，仍然被发配往新疆，夫人因病留西安。他独身西行，从西安到伊犁要走几个月时间，在从西安至兰州的路上，他写了那首著名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就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两句至今广为传诵的名言。
我还想起清末的著名诗人，也是外交家的广东人黄遵宪。他曾做过清朝驻日本的公使。《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那首诗，至今读起来依然感人肺腑。2003年，我到香港期间，曾在演讲时读了这首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付去寸加夸)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他死了以后，梁启超为他写的墓志铭是“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深切了解之上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了。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依然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庄严历史责任。惟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强调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统一，或者知与行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
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写了著名的《国富论》，这为世人所知，但他还有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毫无疑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同时，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对人要有爱的感情。我们讲和谐，就是要讲友爱。当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和加强道德教育。要提倡爱人民、爱祖国、爱科学、爱父母、爱老师，爱惜自己的人格和荣誉。同情心是爱的表现，也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们必须尊重和同情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树立这样高尚的品德。
第四，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我想的是，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然后，他就很有感触地说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说，希望搞科学的学一点文学艺术，搞文学艺术的学一点科学。他特别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钱老有绘画的历史，年轻时画的一些画，现在流传在国外。我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由此，我想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也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文化艺术发展。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并且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欧洲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马克思语)。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文学艺术的成就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内容。文艺复兴分几个时期，开端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文学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术家乔托，历史上称为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和“欧洲绘画之父”。文艺复兴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文艺复兴晚期还出了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伽利略和康帕内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国力居世界首位，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产生了两千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传下来的诗歌多达五万余首。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许多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
同志们！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飞跃。这是一个全民奋起、艰苦创业、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进而从不发达国家转变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大飞跃。这个进程是伟大的，是复杂的，光明面是基本的，又有某些黑暗面。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珍惜这样的好时代，理解这样的好时代，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努力为繁荣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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