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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起诉公安局但“心里没底”
在记者询问一中学生对拘留事件的看法时，虽然大多数学生对李、董等老师表示同情，但也有同学说，没做坏事，为什么公安局要抓他们？
从拘留所出来，董国平在家休了近半个月的病假，那段时间，他想得最多的是出去后如何向学生，向乡下的老人交代。
起初他一直瞒着母亲。但电视台的报道终于传到老人耳中。当老母亲从乡下赶来找他，问拘留的是不是他时，他矢口否认。可就在送老人到车站的时候，望着老人将信将疑的眼神，他终于忍不住告诉了母亲。
母亲走了。他知道他已经把压力带给了老人。如今每想起这件事，他万分愧疚。
为了不在校园里引人注目，李茂余和董国平就像私下商量好了一样，即便在校园里见面，也视同陌路，更不要说打招呼了。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让他们感觉很累。
更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是，9月开始县电视台连续播放对这起“有组织、有计划的诋毁他人，攻击组织的违法案件”的报道。报道中不仅点出了他们，还称公安机关将保留刑事处罚的权力。
但县公安局法制科华冬梅说“有组织、有计划”的话并不是公安局给予的结论。处罚的标准只有一条，即公然侮辱他人和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就电视上“保留刑事处罚权力”的说法，她指出当时报案时刘建的妻子已多次表示因无法忍受诬蔑要自杀，故一旦出现意外后果，警方势必要给予刑事上的处罚。这只是当时的情况。局里没有这个说法。
李茂余和董国平却不这样认为。“已被治安处罚了，为何还要被保留刑事处罚的权力？”由于电视面对的是整个县城，本来就不认为是有组织诽谤的李茂余、董国平，认为电视报道无形中加重了对他们二人的名誉侵害。于是在11月底分别将县公安局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两人的代理律师周赛文认为，李、董二人以手机短信方式对组织部拟任人选提出异议，是表明职工意见和看法，并不构成对他人的诽谤，更不涉及侵犯他人的人格权和名誉权，而且短信只是发给县级机关领导，并未在社会大范围流传。县公安局以“诽谤”之名对其处罚，显然违背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他说，在行政诉讼获胜后，还将继续向县电视台提起民事诉讼，维护权益。
但这次卢淑东却没有告。他说去法院问过一次，因为要写诉状、请律师，自己不太懂，而李、董二人也没叫他，所以现在再委屈也只能自己受着。
至此，本来渐已平息的短信风波，因两名“主角”的起诉再次被人们关注。
冬日的夜晚祥和而宁静。走在五河一中校园里，一位教师指着学校东北角的一大片废墟叹息说，这片地拆了好长时间了，本来要盖学生宿舍，也没盖起来，要做操场，也没下文。现在4000人的大学校，才有一个100多平方米不到的小食堂。“老这么闹下去，学校什么时候才能再好起来？”(注：文中刘建为化名，老L、朱X为县领导)
链接：“彭水诗案”
今年8月，重庆彭水县教育局科员秦中飞填“词”《沁园春·彭水》，以短信发给周围的朋友，内容有“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等，被认为是影射诽谤县领导，被公安局以诽谤罪刑事拘留。
此事经媒体广泛报
道后，10月24日，彭水县公安局对秦中飞涉嫌诽谤一案撤销案件，承认属于错案，对给秦中飞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25日，被关押29天的秦中飞从检察院拿到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评论：“短信狱”折射吏治监督之痛
一
无疑，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短信，对于中国公共空间的建设来说都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而先后两起因为发短信而被拘、被罚的事件，也表明“短信狱”的出现并非偶然。
如当地电视台报道所说，“短信发送范围涉及省市委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尤其在五河县范围内，从县领导到中层局级干部，大部分都收到了类似的短信”。如果五河县的公权力可以被光明正大地监督，为什么民众在行使自己的批评权时，却选择了短信，选择了“偷偷摸摸地公开表达”？(柳长青)
二
诽谤行为指的是公然(公开、当面)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而从他们三人的短信内容看，既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捏造事实，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发表意见而已。就算对有关部门或者某位领导有所批评，也是其作为公民所拥有的正当权利。因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缺月)
三
不能说发短信的两位教师的短信用词十分准确，然而，在尚不能认定违法的情况下，五河县不但当作“诽谤案”大动干戈进行查处，还违反人大相关法律，对身为人大代表的一位教师“先斩后奏”，行政扣留。后来，不顾当地民意反对，对两位优秀教师进行撤职降级罚款。不言而喻，五河县领导层对“短信案”处理既与法律法规相违背，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相悖。
细究五河“短信案”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本质是一个吏治监督问题。五河县两位优秀教师发现在校长人选问题上有不当之处，直接向县委组织部和纪检部门汇报反映。当了解上级领导坚持原方案时，才发短信向领导表述民意。这反映了两位教师对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也反映了他们敢于监督上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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