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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联合报》披露，台湾“检调单位”经过半年的调查，日前调动大批检方人员，兵分多路，搜查了台军“陆军司令部”、陆军“装甲训练指挥部”、金门“防务指挥部”、“国防大学”政战中心、陆军航空直升机营等部门10多名涉案军官的办公室，以及多个陆军营部和台北县的数处民宅，并以放高利贷、妨碍自由等罪名，将13名军官带回侦讯。
据悉，涉案军官大多属于台军“政战”系统，其中“国防大学”政战学院政治作战教育中心少校陈中昱，是涉案官阶最高的军官。据报道，陈中昱自2004年7月起，和其他5名现役、退役军官一起，向银行借款两三千万元新台币，以“立达国际行销公司”之名搞起了“地下钱庄”。开业之初，这些人每月都能分得10余万元红利，又陆续吸引了7名现役军官加盟，使该“地下钱庄”拥有多达4000万元的资本。
据调查，陈中昱通过同学关系，在军中建立了借贷网络。这批“政战系统”的职业军人，竟然借给军人进行心理辅导之便，寻找缺钱的军人放贷，年利息高达30%。若借款人无法还款或欠息，涉案军官就以各种手段逼迫借款人退伍，然后扣留其退休金。经检方查明，约有100多名军人受害。涉案军官还涉嫌与蛇头勾结，以“假结婚”等方式偷渡外籍女子来台，到色情场所陪酒或卖淫，从中抽取高额佣金。
台军与“地下钱庄”扯不清
据披露，此案仅是台军私营钱庄丑闻的冰山一角。多年来，台军总与岛内的“地下钱庄”扯不清。台军高层虽誓言严查此类案件，但仍不时有骇人事件爆出。
去年2月，台“检调单位”破获了一起军中“地下钱庄”案，50多人涉案，还发现有军人用军事机密资料抵押借贷。当时，台军“总政治作战局局长”胡镇埔亲自召开记者会说明，共查出52名现役官兵向“地下钱庄”借贷。为此，台“检调机关”一口气收押了郭永明等23人。
据披露，当时被收押的“地下钱庄”的成员黄立洲，曾在台湾空军基地任中校飞行官，后来因为沉迷赌博，向郭永明所在的“地下钱庄”借钱，被部队发现并勒令停飞，降为地勤，接着被郭永明招揽进“地下钱庄”。该“地下钱庄”的另一被捕成员凌升名，曾任“台海巡署”中校，也曾因投资期货而向郭永明所在的“地下钱庄”借钱，后因无法还钱而被迫加入“地下钱庄”。
调查发现，该“地下钱庄”掌握有大量军事资料，包括台空军499联队、443联队等作战单位的紧急人员召返名册、“台海巡署”中部地区巡防局各班哨人员名册与人员部署图、各渔港安检演示文稿、雷达位置图等。后又发现，台“空军总部人事署”傅伟等人，涉嫌受该“地下钱庄”威逼利诱，提供官兵资料。警方在涉案人员家中搜出了手机、民间互助会名簿、电话联络簿及存折等涉案物品。
岛内“地下钱庄”全球罕见
台湾的“地下钱庄”主要是指从事非法借贷、存款、换汇等金融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又称“民间融资业者”。有资料显示，台湾的“地下钱庄”由来已久。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民间就有一些从事借贷等金融业务的组织，如“互助会”、“征信社”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地下钱庄”的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黑社会开始改变管理和运作方式，逐渐向企业化方向发展，大肆插手经济活动，“地下钱庄”逐渐为黑社会所控制。20世纪90年代，“地下钱庄”向企业化、集团化方向转化。
陈水扁上台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地下钱庄”的规模迅速扩大。据台湾“中央银行”前些年的统计，台地下金融的资金流量约占地上金融的30%，约为6000亿元，规模居世界第一；地下金融规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5%，比例之高也居世界第一。
目前台“地下钱庄”有以下几种经营方式：
一是企业借贷。“地下钱庄”往往趁企业资金周转不灵之机，先借钱供企业周转，然后以暴力威胁企业主，低价“吃下”该企业，后以高价转手牟取暴利。这被岛内称为“秃鹰模式”。
二是个人借贷。“地下钱庄”的经营方式灵活，仅凭支票、身份证或信用卡就可以借款，甚至可以典当汽车、珠宝首饰。借款大多以日计算，利息高得惊人：向“地下钱庄”借款100万元，每天都要支付2.5万元的利息。
三是换汇、洗钱。不少台商迫切需要换汇和洗钱，“地下钱庄”趁机开展这些非法业务。
据披露，台“地下钱庄”多有黑社会背景，一旦债务人无力偿还，“地下钱庄”就派出黑道打手，向债务人泼粪、洒汽油、洒油漆、打骚扰电话、到债务人子女就读的学校门口“等候”或直接将债务人押走，以暴力、凌虐等方式讨债。若借款人比较有身份，则采取“文讨”方式，比如到处张贴标语，直至把借款人“搞臭”。
“地下钱庄”为“基地组织”洗钱
据知情人士透露，台湾银行的年利率最高20%，但“地下钱庄”往往高于100%，它们打着“低利”与“当日放款”的招牌，引诱客户上门，利用客户急需用钱的窘境，坐收不正当高息，年利率甚至高达900%，借款人根本无力偿还，最后被逼上绝路。
不久前，台湾桃园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向“地下钱庄”借款30万元，本金加利息暴增到200万元，因为不堪钱庄的恐吓和凌虐，带着妻子和3个子女烧炭自杀。
做服装生意的陈小姐也饱受“地下钱庄”之苦。她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在朋友的介绍下，向“地下钱庄”借了100多万元。结果，不到半年，在利滚利、钱滚钱之下，竟滚成了3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没钱还债，陈小姐天天被黑社会分子恐吓，日夜不得安宁，她的老公还差点儿被歹徒绑架。
2002年，岛内一位经营美发业的黄姓女士，曾向“地下钱庄”借贷1000万元周转，公司倒闭后，黄女士经历了10年被讨债公司催讨的噩梦。还债还了10年，讨债公司却说，利滚利加本金，还有1000多万元未还，黄女士只好一死了之。
2003年，刚毕业的年轻人阿龙向“地下钱庄”借款50万元买车，起初还能以薪水偿还，在他丢掉工作后，讨债公司便找上门，将车子扣留，阿龙还欠“地下钱庄”20余万元，无力偿还，不得不到处躲债，结果被打断了腿。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台湾著名歌星潘美辰，前些年被“卖”给了“地下钱庄”。潘美辰及其经纪人都接到过一个奇怪的电话：“你有一张本票在‘地下钱庄’手里，3天后拿200万元来，或者先付14万元的利息，否则……”潘美辰不知所措，后来才搞明白，她曾开出一张400万元的商业本票，给台湾神采制作公司的老板陈国钦，当时，双方言明将来用预付版税来抵扣，没想到，陈国钦因周转不灵需要借贷，将这张商业本票押给了“地下钱庄”。由于本票上有潘美辰家的地址，害得她好些天都不敢回家。
台湾“地下钱庄”还成了恐怖活动的“加油站”。据媒体披露，美国有关方面在“9·11”事件后追查“基地组织”的资金来源时，竟然发现台湾的“地下钱庄”也是“基地组织”洗钱的中转站。
台当局腐败无能导致“地下钱庄”泛滥
台湾“地下钱庄”除影响社会稳定外，还严重影响了岛内金融、经济的安全，导致巨额资金流失、投资人利益受损，甚至引发金融风暴。“地下钱庄”还极大地干扰了台湾“中央银行”对金融的宏观调控。正因为这些危害，台当局在历次“扫黑”运动中，都把“地下钱庄”当成重点清查对象，但一直没有多大成效。
陈水扁当局施政无能是导致“地下钱庄”泛滥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岛内经济严重衰退，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居高不下，银行贷款紧缩。经济不景气使得民众手中的财富大幅缩水，许多民众急需小额贷款，银行又不肯借钱，只好求助于“地下钱庄”。另一方面，岛内官场腐败，官匪勾结，为“地下钱庄”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曾有“立委”指出，翻开台湾的报纸，那些到处都是的“幸福项目”、“一指成金”、“轻松好几代”、“免保人”、“身分证借款”的广告，几乎都是“地下钱庄”发布的，但警方从来都熟视无睹。
高额利诱使很多人铤而走险。“地下钱庄”从事的是高利贷行业，高利诱人，有钱人乐于将资金贷给“地下钱庄”，保障了它们的资金来源。而对于借款人来说，“地下钱庄”的借贷手续简便，仅凭支票、身份证、劳保单、信用卡等，就可以借到款，急需用钱的借款人往往会“饥不择食”。
此外，岛内对“地下钱庄”之类的犯罪处罚太轻，最重的处罚也不过判刑1年零4个月。而且，由于黑社会插手，很多被害人不敢报案，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困扰，这也使“地下钱庄”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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