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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下午3点，47岁的张淑英和她的4位同伴忐忑不安地在甘肃省信访局的会议室坐了下来。
隔着圆桌，坐在她们对面的是“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人”——甘肃省代省长徐守盛。
一字排开，坐在徐守盛周围的是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信访局、省国资委、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省司法厅、兰州市政府等部门的诸位一把手或分管负责人。
这是甘肃最高领导层信访接待制度改革的一次尝试。
省长的姐姐也曾下岗
原兰州“一毛厂”于2001年破产，3530名职工其中女职工2612人与原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
今年6月，这些人在得知有关部门原来承诺的女职工50岁退休的保证不能兑现时，便开始到省、市各级政府集体上访。
11月14日，她们得到通知要选5名代表见省长，“当时真的不相信，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张淑英回忆，当时多数人是抱怀疑的态度。
有人马上做出悲观判断：“这些年上的当不少，而且不到一个月前，600多女工刚到过省政府。”
初见省长时，她们的态度可想而知。徐守盛当即劝她们放松心情，就像平时拉家常一样把问题慢慢谈清楚。
徐守盛和她们一一握手，一就座就微笑着说：“我今天就是要来听听大家掏心窝子的话。请你们把最关心的事、最真实的困难和要求都告诉我。”
“坦率地讲，我在江苏任市委书记时，姐姐也下岗了，我当时也只能帮助她去一家公司收废品，不能安排更好的工作。”
作为外调干部，徐的的讲话快速、直逼要害，一位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徐守盛说这话时神情自然，而举座却无不动容。
“省长能跟我们将心比心，让我们卸下了包袱。”另一位女工代表康淑珍说。
在省长的鼓励下，这些女工把积在心中的苦水慢慢倒了出来。张淑英全家11人都是该厂职工，下岗后又遭遇两位亲人去世，买断工龄的2万元钱购买分配住房产权时也早已用完。
像大多数一线挡车工一样，张淑英她们落下了一身的职业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很多女工由于机器运作时不能停，抢分夺秒也舍不得上厕所，现在“尿都夹不住”。
张淑英下岗后卖过报纸，做过“清洁”，在车站打工，但因身体原因，都不能干得长久，孩子也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打工挣的钱刚够自己买点药。有的职工就在家里病死了，有的跳了楼……”徐守盛认真地倾听，女工哽咽处，他轻声安慰几句。
在场的一位记者注意到，女工们的遭遇大多雷同，说得比较琐碎，但徐守盛很耐心，不时插话，仔细询问女工的子女、配偶和家庭情况。
徐守盛语重心长地对5位代表说：我也是老百姓出身。我很理解大家的难处。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和困难还需要一个过程，大家既要体谅党和政府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用足党和政府的政策，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
针对无序上访，徐守盛最后还给代表们“上了一课”：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党和政府的大门是永远向群众敞开的。如果大家反映问题不按规定的程序去办，都围在政府门前，不但会影响政府的正常工作，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吵架会”为什么能解决问题
然而，真正的压轴戏还在后面。女工们的上访要求究竟能不能得到满足？
5名代表退场后，徐守盛立即开了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政府国资委、兰州市政府、省司法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现场办公会，对这5名女工代表反映的问题进行研究。
省信访局局长张兴照告诉记者，2001年1月12日，“一毛厂”宣告破产，但破产清算时间达两年。按国务院 1978104号文件，女职工50岁退休；然而，2001年底，在破产清算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完善城镇养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女职工55岁方能退休，两个文件产生了矛盾，各相关部门依据的政策不一，问题也因之而起。
张淑英她们算了一下，如果按照55岁退休，多交的和少拿的加起来每人要损失5万元钱。而她们再也撑不下去了。
“当初就这一问题曾专门派了工作组，两年期间，工作组多次变更，由于历史、政策因素，工作组答复也不一致”。
张兴照说，2003年起，职工开始上访，曾围攻工作组长达10小时之久，今年女工又与政府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一位在场人士回忆，在办公会上各部门分歧比较大，对于一个解决方案，有的部门同意，有的部门不同意。各自拿出法律和政策依据激烈交锋，“像吵架”。
在张兴照看来，这样的“意见交锋”求之不得，“这样经过充分讨论后由省长拍板的解决方案也能让大家都服气。”
会议最后决定，原兰州“一毛厂”于2001年宣告破产后，企业法人资格不复存在，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也随之终止。原兰州一毛厂女职工的退休应按照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的退休年龄(50岁)办理退休手续。
此时，康淑珍她们在会议室旁边的一个办公室经历人生最煎熬的一场等待。“内心特别恐惧，甚至害怕听到结果，因为太担心是坏的结果了。”康淑珍说。
当她们再次被招进会议室时，徐守盛来不及听一声感谢就已经走了。张兴照向她们宣布了决定。“她们高兴得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第三天又送来了锦旗和牌匾。”
张淑英说，“当时都不知道说啥感谢话了，我们几个人抱着哭成了一团，多少年都没有眼泪了呀。”
11月30日，2492名女工给徐守盛写来感谢信。
“老大难，老大一出面就不难”
在中国，信访问题一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其背后则是社会稳定。
关于信访，六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
同样在接访现场的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姜信治半开玩笑地说，这是甘肃省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最快最及时的一项举措。
10月12日，六中全会公报发表，信访局组织学习，信访局官员认为，贯彻六中全会必须从领导开始，如何贯彻？
“既然六中全会确定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推行和倡导这一联系群众的接访方式，我们就着手组织方案制定。”张兴照说。
这份名为《建议省委省政府领导接待信访群众》的文件在10月下旬拿出了初稿。
信访局有的工作人员心里犯嘀咕，书记、省长能愿意吗？张兴照亲自把文件送去给省委书记陆浩审阅，“我对书记比较熟悉，我在兰州当市政府秘书长时，陆书记是市委书记，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这个事能行。”
陆浩细看了一遍文件，当即表示，“这是好事啊，我支持。”
“在文件签发过程中，我们就梳理了领导接访的重大案件，并预约了徐省长，之所以是省长首先接访，是因为这事必须从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带头做，重中之重是省政府，省委则起到协调作用。”张兴照说。
据了解，甘肃信访总量在多年持续攀升后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运行。2004年达20.2万件人次，2005年仍有18.1万件人次；群众信访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改制、涉法涉诉、城镇拆迁、土地征用、社会保障以及干部作风等方面。
信访主体成分日趋多元化，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同时，信访工作也存在信访渠道不够畅通、工作责任不落实、办理信访事项效率不高、群众信访秩序混乱等问题。
“信访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也很窝火。”省信访局副局长秦仰贤说，“很多信访问题都是权力机关造成的，但矛盾的反映却集中在信访部门，而信访部门却没有处理权力。”
秦说，现在的信访问题和前几年不一样，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由一个领导出来协调。
当然，需要省领导出面解决的都是符合文件中规定的，“重大、重点、重要、突出”的老大难问题。张兴照说，目前甘肃这样的问题不超过5件。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出场就不难了。”秦仰贤笑说。
现在国务院的信访条例也取消了“归口管理”一条，很多问题没有主管单位，出现了无口可归或者多口难归的现象，这种新形势也需要我们制度上的创新来适应和解决。
“就拿‘一毛厂’的事来说，如果不是省领导出面，肯定还要长时间拖下去。”张兴照表示。
“所以，我不认同外界说我们是作秀的评价，不但不是作秀，而且这一做法有制度完善的深层意义。”
另外，甘肃省信访局是二级局，副厅级建制，“我们常常要协调的是厅级机关，在体制上也不顺。”一位信访局工作人员表示。
不仅是“消防队长”，还要当好“参谋”
实际上，省领导尤其是省委省政府一把手下决心抓信访已经见到实效。
一位省政府官员透露，去年新的信访条例出台后，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当时的省委领导说，必须要转变观念，“你们不要以为群众上访就是闹事、找麻烦，这至少说明老百姓对你党委、政府还是信任的，才来找你解决问题。”
张兴照说，去年以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将全省反映突出的70个信访案件分配给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由这些官员包案解决。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信访形势发生变化。去年9月至12月，信访量同比下降43%，围堵省委、省政府大门的上访同比下降67.4%。
张兴照分析说，“在领导层面，主要是领导包案制，对于解决重大信访问题，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有也局限性：一是书记原则上不包案；二是主要领导没有当面听取老百姓倾诉的机会；三是办理环节不够严密不够及时。”
一位省领导说，“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对信访工作不重视，不听取汇报，不认真研究，不跟踪督办，对信访问题解决不力。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以工作忙为借口，不能很好地坚持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制度。”
张兴照透露，明年甘肃各地市和部门领导接待信访的制度也将确立。“省委书记、省长已经做出表率了，你市委书记、市长还能说这个制度文件我不能发，我没时间接待信访吗？”
这次解决“一毛厂”的问题，省财政要为此多支出1.5个亿。张兴照说，“财政有点困难是实在的，但是要先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先保职工吃饭。”
他透露，今年甘肃省财政增加的部分将主要用于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帮助弱势群体。
“甘肃一年少修3公里高速公路，对甘肃的稳定来说没啥问题，但要是2492个老百姓及其家庭不稳定，那对甘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这就是中央讲的统筹兼顾问题。”
张兴照认为，他们的工作对社会稳定有巨大贡献，信访局长不仅是“救火队长”，而且还要做好领导的参谋。“这次‘一毛厂’问题，省长最后还是认可信访局给出的参考解决方案。”
“只要我在信访局长任上呆一天，省领导亲自接待信访的制度就会坚持下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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