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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革入手。
我一直认为，在邓小平的所有讲话、报告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应该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的影响。其实，讲话所提出的难题至今仍在困扰着我们，它所提出的任务亦有待于完成。
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核心就是：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废除党内特权，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弊端危害极大，它们“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群众”。邓小平具体分析道，党执政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29页)。至于“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同上，第332页)。与特权现象相联系，“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现在来看，“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同上，第331―332页)。
为了彻底告别“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取信于民，邓小平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1989年9月，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集体接班后，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深情地表示：“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焦点。他毫不讳疾忌医，回避政治体制改革自身的难度，多次强调要“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我们要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同上，第82页)。
1986年下半年，他特别集中精力考虑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四次讲话、谈话，详细阐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这些珍贵的思想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重要政治遗产。
具体联系到改革的实践，邓小平感到，有必要在实践中提倡“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但是其中最复杂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针对于此，结合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共产党员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有多少”？在“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同上，第270页)。应当说，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好像还在引发出新的问题，并且引起人们的困惑。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应当承认，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首先就是要保障人民思想的权利。众所周知，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公开提出了要“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要“解放思想”。他深感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给整个国家、民族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认识到“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上，第143页)。他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同上，第143―144页)在邓小平眼中，对于保障民主权利而言，解放思想固然重要，但反过来说，充分的民主又“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使更多的人敢于出来讲话，就“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同上)。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就要坚决反对“特权”。邓小平对反特权做了定位：“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2页)
邓小平很重视合理地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甚至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同上，第242页)。
邓小平把发扬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他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最终能够“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同上，第322页)。
彻底走出“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误区
在毛泽东的晚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念的驱使之下，他所最为迷恋的就要数“群众运动”，在他眼中，作为所谓“大民主”的组织形式，“群众运动”是万能的，它是向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最为有效的工具，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邓小平则与之完全相反。他理性地认识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危害性，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大民主”和“群众运动万能论”。他明白：“大民主”根本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很多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加以解决。
有鉴于“文化大革命”所流行的绝对化的荒唐作法，在谈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时，邓小平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和自觉精神。他分析道，“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6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深刻反思“文革”惨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实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富有理性的、深入的探究，从而形成了其特有的、系统的民主法制思想。这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这一遗产也代表着他所未竟的事业。我们应当将它进一步发扬光大，造福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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