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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我所亲历的12.9>>1935年暑假后，我在北平清华大学开始读最后一个学年。这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我是一个普通的革命青年，还不是共产党员。关于党是怎样发动和领导这场伟大运动的情节我并不清楚，以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没有去向当时在领导工作岗位上或者接近领导的同志讨教，没有去查阅当时的报纸刊物和内部档案(甚至都有些什么档案也不知道)。在我的朋友中有写过一二·九运动历史的，如已经过世的杨述。我从来没有写史书的意向。我对党如何领导这场运动的了解只是靠那时和后来一些同志讲的零零碎碎的那些，因此没有资格去讲一二·九运动的全面过程。但是，我毕竟是亲身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在党领导的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受到教育，经过参加这个运动，提高了觉悟，使本人的人生道路更明确、更坚定，成为一个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推进社会进步事业的革命者，后来还参加了共产党。因此我还是应该写一些关于一二·九的回忆文章的。在以往的那些年中，关于一二·九，我写过几篇文章，演讲的次数就更多了。抗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做过多次演讲。比如1939年初在粤北翁源周陂中学和1946年在张家口工业学校，我就对同学们做过关于一二·九的演讲，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两次。听过我演讲的人，前些年还对我讲起听演讲时在他们脑中留下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我给青年们做这方面的演讲就更多了，几乎每逢一二·九纪念日来临的时候，总有人要我去演讲--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几年和最近几年是例外。此外还在许多次座谈会上发言。但是我始终没有系统地写过一二·九中我接触到的事情、讲讲自己在运动中的感觉和进步。今年是一二·九的70周年，《北京党史》编辑部的同志们约稿，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写这样一篇稿子，讲讲自己的故事，而且想写得细一些。我也只能写这样的东西。我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对它有兴趣。
1935年11月27日晚上，清华大学礼堂又举行学生大会。讨论的问题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加紧侵略的形势下清华学生该怎么办。那天晚上到会的同学很多，虽然没有做到全都到会，图书馆里一定还有人在看书或写东西，但是那天到会的学生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大礼堂坐得满满的，讨论的气氛也特别热烈。一部分同学要求通电全国、上街游行请愿，另一部分同学反对，基调是学生要以学业为重，国事听候政府处理，不要冲动等官方的语言。最后的决议，通电游行都没有通过，但不再是“爱国有心，救亡乏术”，而是“应有所表示”这样一个很抽象的决议，至于作何表示完全没有涉及，这“有所表示”便是一句空话。而且可以看得清楚，在大会上激进和保守的势力几乎旗鼓相当，主张要发宣言的提案被否决，而根本不作表示的提案也被以显著的多数否决了。那一天晚上的学生大会辩论和表决的情况就是这样。
过了几天，学生们又在大礼堂开会了。在11月27日大会后的六天中，北平的报上登载了日本军队又采取了侵略行动，而华北当局有投降妥协的迹象。这是通过可靠渠道得到的新闻。于是有众多的同学向学生会提出要求紧急召开大会，于是这个大会就在1935年12月3日晚上举行。这次大会到的人数比上次更多。在这次会上主张应该积极行动的人占到了优势，但是大会上还是有激烈的争论。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后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并且决定联络北平大、中学校的同学一致行动，准备等北平学联的通知参加统一的请愿行动。
清华同学终于行动起来了！我对这次大会非常满意。
没过几天，传来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消息。这个委员会是我们一直坚决反对的华北特殊化的产物。大多数同学也是这样，听到这样的消息议论纷纷，没有不气愤的。差不多同时又听说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就定在12月9日。北平学联的通知来了，就在这一天将举行全市同学的请愿。
我兴奋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1935年12月9日这天，我早早就起了床，吃过早点赶到集合地点。我到得是比较早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比我先到。等不多久，同学们陆续来了，到出发时间大概有二三百人。那一天是星期一，学校上课，有些举手赞成游行的人没有去，我们打着清华横幅校旗，高呼着口号，沿着铁路线朝着西直门方向前进。走到西直门外一个叫做高粱桥的地方，清华的队伍同在那里受阻的燕京大学同学以及几个中学同学的队伍会合。军警不让前进，大家发出怒吼，冲过了阻拦我们前进的“防线”，稍后就走到西直门，没有想到西直门大门奉命紧闭。那时候北京的城墙还是完整的，关上了门我们就进不去，不能同城里的同学会合。同学们对反动当局采取这样的措施非常气愤，派人前去交涉，要他们开门，面对许许多多的交涉，回答只有一个“不行”。去阜成门探视的同学回来了，说那里城门也关了进不去人，只有就地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伪组织自治，号召群众起来要求当局不再一味投降妥协，并向居民们控诉当局不许我们进城、阻拦我们的爱国抗日行为，同时我们在群众大会外也分散向居民、向守城门的军警进行宣传。群众的反应是热情的、强烈的，军警们虽然默默不语，但认真地听我们讲，我们看出他们的内心是同情我们的爱国行动的，只是不敢有什么表示。先到西直门的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正在进行宣传时，北平大学农业院的同学和西郊另外几个中学的同学也赶到了西直门。人越来越多，原来要进城游行的队伍成了一支1000多人的宣传队，从上午一直坚持到黄昏。同学们在西直门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时，新闻记者们也赶到了。他们进行采访，拍下同学们的照片。有一位与我同一学期转入清华三年级的同学陆璀(我在设在上海大夏大学的考场同她见过面)站在土墩上，用硬纸皮做成的喇叭筒在群众大会上演讲时，就有人拍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可以看到许多听她演讲的人头)，这张照片后来就在许多报刊上登出，成为反映一二·九这个历史性运动的代表性的照片。我认为在陆璀身边的十来个穿着长袍围着围巾的男同学中可能有一个是我，当然也可能不是，因为穿那样衣服的人不少。
在西直门受阻只得就地进行宣传时，我们很关心城里同学的活动情况。西郊的学校毕竟比较少，城里的学校要多得多，北大、师大、中国大学、法政学院、民国大学、女一中、汇文中学……他们一定也会受到阻拦，但是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一二·九运动是整个北平学生的行动，但是主战场在城里。不过当天晚上我们才知道城里的同学英勇斗争，军警的大刀、枪柄、棍子、水龙头使许多同学挨打，全身衣服结冰……我听说城内的同学总算到了新华门，派出代表向住在中南海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头头何应钦进行请愿，但是当局不允许学生进居仁堂，何也没有出来见学生，出来了个官员讲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同学们十分气愤，请愿受阻就改成了示威，并且决定出西直门去迎接清华、燕京的同学进城。可是就在路上，他们同以大刀、水龙头等为武器阻挡前进的军警搏斗，迎接我们进城的目的没有达到，城内、城西两支队伍始终没有能会合在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对那天城内城外的情况写了不少，我就不想在这里多写了。
一二·九那天，我同别的许多同学一样，热情地向群众作宣传，同时本人也受到教育。通过这一天的活动，我也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同日本帝国主义站到一条战线上，不能再搞什么请愿，向汉奸卖国贼去请愿简直是与虎谋皮，只应该向他们示威。
这一天参加游行，并没有人通知我，那天在清华请愿游行队伍里的人，我一个也不熟。同班的同学除了我之外似乎都没有去，也许有人去了而我没有见到。系里的一个比我低两级的杨学诚去了，他是一个一见面就很容易记住的人。他年龄看起来比实际还要年轻，看上去像是一个少年。我的表弟那天也没有去。而在那时，除同班同学和我这位表弟外，我在学校几乎再没有什么熟人了。队伍里有几个熟面孔，那是因为在大礼堂听过他们的发言。那天陆璀也许是我最注意的一个人，这就是因为那天她表现得很突出，同时上面我已经写了，我和她在1934年夏天就在上海大夏大学清华考场上见过。除了她之外，现在我一个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我想，那天别人也不会注意我这个人。从集合到返校，我就没有同人交谈过，那天我没有结识任何一个新朋友。但是从那天起我毕竟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去了，不再像三个月前只是同某个好朋友一起单枪匹马去搞回想起来颇为可笑的“革命”。
参加那天的革命，我也认识到意义是很大的。但是那时我--不只是我，而且可以说是所有在那天走上街头的青年，只是想到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中国各界人士、广大群众发出抗日救亡的呼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反对汉奸卖国贼。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是人们后来总结出来的。1939年，毛泽东、刘少奇有重要的论述。1939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时，他们都发表了文章。在文章中把一二·九运动与红军长征北上胜利到达陕甘宁并提，并且把两者的会合视作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分界线。1939年，我看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文章后，对他们把一二·九评价得这么高，感到出乎自己意料。同时也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个运动，的确有一个光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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