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70年的绝密日记中用2千字记录了西安事变
汤宝田之女汤远珊视24本日记如宝贝
汤远珊在向记者讲述她印象中的父亲
汤宝田留下的唯一照片和日记
“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挤在泛黄的宣纸本上，这一页的右上角清楚地写着“十二月十二日，十月廿九戊辰，晴”。
那一天，中国现代史和一位叫汤宝田的文职军官，同时记录了件大事，后来的人们称它为“西安事变”。
70年后，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汤宝田日记，在上海由东方网首度独家公开。24本由宣纸等装订的日记有近60万字，一天不漏地整整记录了35年。汤宝田的后人吃惊地发现，他们文质彬彬的父亲，不仅亲历了西安事变，而且当时的身份就是张学良东北军司令部准尉司书、一等录事。
“父亲临终前第一次提及西安事变”
“1961年，父亲临终前，让我们妥善保管他写的十几本日记，说里面写到西安事变。” 68岁的汤远珊老太太小心地翻着这些父亲汤宝田留下的日记，“在我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西安事变”。
“父亲去世时，只有两年小学文化的大哥把父亲的日记一本本收好，几十年来只记得要好好保存，却完全没有打开看看的念头。2002年大哥去世。父亲的日记交给我保管。由于储藏不当，日记本逐渐被腐蚀，我决定给这些日记装订个书皮，这些日记才第一次被翻开。”汤远珊表示，要不是看了日记，至今还不知道父亲竟然当过张学良两年的文书，并亲身经历西安事变。
“当时那个年代，谁敢说自己给国民党当过差，还是张学良的身边秘书”，汤远珊告诉东方网记者，父亲从未和谁谈过那段经历，包括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是个开过私塾的数学老师。”当知道父亲曾是张学良的文书后，汤远珊和老伴寻遍了父亲所留遗物，希望找到一件实物，来证明“有这么一回事”，可最后“连个国民党的徽章都没找到”。
“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
“下午6时，张（学良）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汤宝田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里，洋洋洒洒2000多字，详细记录了“西安事变”当日的情形。
“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两周之后，1936年12月25日，汤宝田的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叙张学良：“下午4时，张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科长钱效圣、会计股长周镇向余曰：儒系老旧职员，仍在本署服务，薪资自有相当。余思家日久，未允，请资遣。”汤宝田于1937年7月1日退伍返乡。
据了解，汤宝田的日记共24本，包括16本日记、7本“著作”和1本家谱，约60万字。其中7本“著作”是指汤宝田自行编写的“论二十八宿风雨阴晴”、“鸣雷诀”、“量船积米法”、“婚娶礼”、“开平方法”、“三色方程歌”等。
“乡里人都称他为‘刻板道人’”
1932年，汤宝田逃荒来到武汉杨泗堂街，以做小生意为生。1936年元月，同房的卫兵王连长看到他每天都在读书写字，就推荐汤宝田到西安张学良司令部做一等录事，这使得汤宝田“有幸”与西安事变邂逅。对于张学良将军的回忆，汤远珊说：“日记中并没有太多描写，父亲更是从未向家人亲口提及过。”
“父亲的书法很好，日记全部是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写成的。”据汤远珊回忆，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煤油灯下写字，正襟危坐在书桌前，口中念念有词，这么一写就是35年。
“父亲性格刚强，为人正直，热心公益，乡里人都称他为‘刻板道人’。”汤远珊告诉东方网记者，“他帮人写合同契约、对联、书信，分文不取，只以卷烟种菜为生。”
汤远珊希望父亲的日记能够对历史研究做出一点贡献，让后人更多了解“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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