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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当潘菊拿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她心头一阵激动，连忙告诉一个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同学给她回复了一封邮件，里面这样写道：“祝贺你加入一个在中国越来越垃圾的群体！”
同学的自嘲里隐含着诸多的无奈。如今，一年多的读博时光过去，潘菊并不承认自己是垃圾，但的确感受到了和当时那位同学一样的无奈、压力和困惑。
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和导师聚在一起聊一聊
“在国外，导师为博士生做的事应该比博士生为导师做的事要多，而在国内，刚好颠倒。 ”武汉某重点大学管理学博士生远潇说，有些博士生就是导师的打工仔，而且没有报酬。
“我们这些留在国内读博士的人同样很优秀，但成绩与我们差不多的同学出国读博后，很快就出成果了，而我们在国内要出成果却很难。”远潇认为，博士生阶段是一个人学术生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而国内的博士生培养机制没能给博士生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因而，他们往往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像同辈在国外取得的成果。
作为文科博士生，武汉某高校传播学博士生何军(化名)和远潇的生活比起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个人自由支配时间很充足等，但学术上的困惑是共同的。
读博一年多来，何军很少有机会与导师就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交流。“只有逢年过节我们才能聚在一起聊一聊，平时很难见到导师”。
除了很少有机会与导师交流外，与同学交流的机会也不多。何军曾经提议与同专业高一级的博士生搞一个学术交流活动，但没有多少人响应，至今也没能如愿。
在远潇的促成下，他所在的研究所尝试着每周搞一次博士生学术交流会，但在邀请其他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参加时，却得不到回音。“相比之下，跟以前完全没有交流还是好多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会产生一些灵感，有些碰撞出的火花对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国外的研究成果多在形成期间就已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能被广泛认可。而国内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各自为战，其成果在国外被认可的情况也大打折扣，远潇说：“有些文章哪怕是第三、第四作者中有一个是外国专家，文章被收录被认可的情况就会好很多。”
导师带的博士生过多也是影响博士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远潇介绍，如果算上不脱产的在职博士生，有些导师带的博士生达到二十多人，还有何质量可言？
在采访中，不少博士生表示，在欧美，导师与学生情同父子的情况很多，他们也很希望能拥有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导师，但国内这样的导师却不多。
男博士生们大多以看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
“整天除了做饭就是睡懒觉！”武汉某高校一位文科女博士本硕博连读后，已经很难找到学术研究的动力了。
“读了3年的博士，做了3年的饭，没去过食堂，还乐此不彼”，这是何军身边一些女博士生的真实写照。何军介绍，女博士生更生活化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被称为“第三性”的未婚女博士生都是孤独苦闷的。她们本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而现实却让她们感到无奈无助。
男博士生们则大多以看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何军说，有时候两三个同学一起通宵看电视剧，“只是跟本科生相比，很少有玩游戏的而已”。
何军说，博士生群体是大学里最苦闷的一族。人文社会学科的博士生大多没有导师安排的课题做，平时又很难得到导师的指导，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很闲。
“我们也想一心搞研究，做出成果，但是却没有这样的大环境。”何军认为，导师指导不够，学术交流太少，激励机制又不健全，使得博士生们的科研积极性普遍不高。
作为偏理科的管理学博士生，远潇的大量时间用在为导师打工，常感叹没有时间搞研究。“博士生本来应当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后备队甚至是生力军，对未来国家科研能力和水平有重要影响。博士生资源的浪费是社会的损失和国家的悲哀”。
博士生的共同特征：穿着朴素、身体孱弱、30岁左右
武汉某大学一个研究所的12名博士生中，只有1人已婚，3人有男女朋友，其余8人则均为单身。博士生的社会交往圈子本身很狭窄，再加上部分人放不下博士生的架子，不肯主动与人交往，造成许多人封闭甚至自卑。远潇介绍：“多数博士生都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让我们喘不气来。”
远潇介绍说，博士生一般被分为三类：一是不用交学费，并且每月能得到300元~400元生活费的；二是名义上要交学费，但实际由导师支付，没有生活费的；三是自行承担3万元左右的学费，生活费由导师“看着给”的。
远潇说，无论哪一类，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曾遇到一位博士生到修鞋匠那里修一双破了一条四五厘米长口子的皮鞋。“‘穿着朴素、身体孱弱、30岁左右’已经成了博士生的共同特征，大学校园里符合这个条件的，一问就是个博士生。”
“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的说法在一些女博士生中流传。“论文发了吗？”成为博士生们见面的问候语。
越优秀的博士生越有可能被导师扣下做课题，推迟毕业
经过两年多的煎熬，华中科技大学04级博士生邱文(化名)的心态比以前更加平和了。当年辞掉在武汉科技大学的工作去读博时，他有一丝无奈，也有一丝坚决。邱文说，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没有博士学历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当时在学校已看不到什么希望，我就出来了”。
邱文所在的专业要求论文“两篇权威1篇核心”，而据他所知，02级的师兄师姐中，到今年能成功毕业的大约只有50%。
“这里面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只要导师需要的博士生，即使达到了毕业要求，也不可能按期毕业，直到导师觉得不再需要你时才会让你毕业。”邱文说，越是优秀的博士生越有可能被导师留下来参与某项课题的研究，从而推迟了毕业的时间。
邱文除周末有时间回武汉科技大学的家中外，平日都住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宿舍，而他妻子前不久刚生了小孩，邱文在两校间来回奔波更忙碌了。邱文说，自己只希望能按期毕业，早日回到工作岗位，有更多时间照顾妻子和孩子。
坚守着的博士生将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环境
多数博士生在坚持在奋斗，也有博士生最终选择了放弃。
与邱文相比，他的一位硕博连读的同学就没有他的毅力了，这位同学今年申请参加硕士论文答辩，拿了硕士文凭就离开学校。
邱文介绍，不脱产的博士生选择放弃的更不乏其人。“有些导师没有课题，尤其理工科博士生如果没有导师的课题依托就很难做出论文，有些坚持一两年看不到希望，就只好放弃”。
一方面是博士生清苦的物质生活、沉闷的研究环境和难以预期的毕业时间，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峻的就业环境。远潇说，一些人对博士生存在误解，以为这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生活会很舒适，而实际上，博士生面临的现实远不如局外人想象的那般美好。
远潇前年毕业的一位师兄去华中师范大学时，学校给予其安家费10万元，而如果现在去已经没有安家费了，评副教授也更困难了。“就业境况急转直下，哪怕只相差几个月，待遇就可能相差很大。”远潇说，“现在，‘焦虑’这个词已不足以形容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们希望能早日‘刑满释放’，但实际上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按时毕业”。
武汉大学一位本硕博连读的女博士生说，现在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男友早点结婚，并且早日逃出“蹲监狱一样”的生活。
远潇说：“大多数博士生都是对学术有所追求的人，已经做好了过清贫生活的准备。我们的要求并不高，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导师能有多一些的指导，有更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更多与同行交流的机会。而这些本应该并不难实现。”本报武汉12月14日电
中国青年报：
上世纪80年代初那封署名“潘晓”的信中，一句“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再次成了时下很多本科生甚至博士生们心里的困惑。
当年我收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我没有感到多少兴奋，更多的是矛盾、沉重、复杂，因为“读博等于赌博”的说法已经广泛流传。读博一年多以来，除了生活的单调、学术探索的艰苦之外，我感受最多的，还是生活乃至生存空间的日益逼仄。
在学业方面，学术界学富五车、素养深厚、能以人格魅力指引学生一生的导师也有，可惜在导师中占的比例不高，更多的是这样三种导师：一种是对学生不闻不问的导师，对学生采取放羊式管理。一周不到机房也没人过问。第二种导师导是导了，可惜是误导——指定的研究，不是脱离实际就是落后于前沿多年，也根本不考虑学生的兴趣、能力和未来发展。第三种导师虽然招学生时也希望学生有学术成就，但“吾爱真理，但吾更爱实惠”，他们更喜欢让博士生做赚钱的项目。至于报酬，自然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给多给少，全看导师的良心，这也是许多学生称导师为“老板”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领域很窄。与硕士生的应用创新不同，博士生是要求理论上有所创新的。在分工越来越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专家时代，我们只能集中于一个非常小的领域，跟踪国际前沿，不断挖掘，才有可能取得一点儿创新或进展。热门专业还可以和社会有接口，其他专业就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以我的管理专业为例，乍看还是热门，可惜成功人士都自有管理心得，迫使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只好钻到数学和理论模型里找出路，做出来的成果往往难有用武之地。
我们的视野也很窄。条件好的学校还购买了国外论文的数据库，需要的资料可以在线查阅，图书报刊也较丰富；条件差的学校连基本的研究条件都保证不了。做研究最好的方法是与国际同行交流，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参加各种会议。参加国内的会议，费用加起来也要几千元；国际会议更不用说，论文发表就要至少交300美元，想到国外开会还要花上万元。许多学校规定经费由导师管理，很少有导师愿意为学生出这个钱。我们只能闭门造车，水平自然可想而知。国家投入科研和博士生培养的经费并不少，但有多少能真正用于博士生的培养，尤其是让我们自己支配到学术研究和交流上？
我们的就业去向也很窄。企业一般不愿为博士这样的高学历者付高薪酬，到高校当老师或进研究机构，就成了大多数博士毕业生的首选甚至惟一选择。而高校和研究机构里已有不少在职读博的人，还有越来越多的海归，我们想进去并不容易。即使运气好进了高校或研究机构，面对的又将是学风浮躁，造假成风，贫富不均。我们不得不反复问自己：事业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专心做学问的，现在吃不开、没市场，将来会有吗？拿了学位就是为了去钓大鱼吗？
在生活方面，我们的生活圈子很窄。三点一线为主的生活可以用“三位一体”来形容：一个狭小的床位、一个固定的机位、一个随便的食堂座位，加上一个瘦弱的身体。
更重要的是，微薄的收入无疑让我们远离了许多丰富的生活。以我为例，每月享受国家规定的500元生活费，而学校住宿费每年要1000元，扣除探亲路费、电话费这些开支，每月可支配收入也就300多元，勉强够吃饭吧。而有的学校和院系连500元都保证不了！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去兼职？可是如果专业不是工科或热门的，想做全职的人尚且比比皆是、就业困难，哪个单位想要兼职？就算能找到，导师允许吗？自己的研究还做不做了？
交往圈子也很窄，我们平时接触的除了同一实验室的人就是学术上有交流的人，我身边走向大龄的同学越来越多，而他们中大多是很优秀甚至很有魅力的。女博士生很容易成为大龄青年，成了别人眼中的“第三种人”，逼得她们大呼“我不是灭绝师太”。
而让我们痛苦和寒心的是，关心我们的人很少。大概除了管理部门和部分导师了解我们的窘境，社会上几乎没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更别说理解了。也有人认为我们在象牙塔里悠闲自在、无病呻吟，或者因为少数挂羊头卖狗肉的博士生而对我们整体印象不佳，认为我们大多也是沽名钓誉之徒。
我们希望的是，公众对于我们这个群体保持平常心，多来关心一些最好，不关心也不要鄙视挖苦；我们也不需要光环，那不能当饭吃。今年年初IT业有人累死后，许多公司减少加班、增加福利，可几个学校的博士生跳楼后，却没看到或听说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存状况。说实话，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就是被误解的弱势群体。
我们是中国青年，渴望着为青年中国的腾飞贡献力量，可读书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却成了在越来越窄的人生道路上徘徊的人。很多同学，有和我一样的疑问，谁能告诉我们，出路在哪里？
在读了博士生远潇给本报的来信后，GOOGLE公司中国区总裁李开复说，有这些困惑和担心，实际上是很多博士生们在读博士之前并没有认真地想过，自己是不是能耐得住寂寞做学问，是不是能抵御来自物质世界的诱惑。
另外，如果读博士抱有“一顶博士帽能给自己找工作时加分”的想法，不仅会增加自己学习期间的痛苦，而且在找工作时会发现，博士头衔不能有多少优势后会更加失落。
由于是最早进入微软公司高管层的华人，又常常在高校亮相做巡回演讲，而且还在中国创办了“开复学生网”，给中国学生解答“大到人生观，小到如何学好英语”的各种问题，这使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的工科博士李开复，在中国高校学生中的名气不小。就博士生远潇的困惑，记者专访了李开复。
多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去戴博士帽
“选择读博士就等于选择了在未来三五年，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你必须要成为孤独的人，要远离物质的花花世界，甚至要无数次承担失败或者不被学界认可的痛苦”。这就注定了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能成为博士的潜质。在李开复看来，当你犹豫自己是不是要去读个博士之前，一定要向自己问问这些问题：
首先，你是不是有创新的热情。因为要取得博士学位，最后就得看你在某一领域的研究有没有突破和创新。如果你是一个墨守成规，不太富有挑战精神的人，那么做创新研究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其次，要问问自己愿意孤独地追求知识吗？看到同学发财、出名，会羡慕、甚至感到痛苦吗？如果你是个物质欲比较强、对挣钱还有兴趣的人，或许你该去读个MBA，或者找一份好工作，而不是去读博士。
在美国，一个博士生毕业后可能能拿到10万美元的年薪，而一个MBA毕业后或许能拿到15万美元，但拿到博士学位要花上5年时间，或者更长，但MBA只要两年的时间，MBA的投入产出比要高一些。
第三，你愿意花很多时间拼命工作，即便你知道你正在探究的问题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无解。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失败的人，那么读博士可能会使你的人生变得灰暗。
李开复说，只有当你肯定自己读博士确实是为了享受做学问、超越前人的乐趣时，才有可能愉快地度过学习生涯。
李开复回忆，他自己念博士的时候虽然有奖学金，但日子也不富裕，有时候假期也得出去打打工，但每个人在自己不同的生活阶段就应该享受不同阶段的乐趣，学生时代就应该是物质清贫，学习而快乐着的。
毕业时，你应该成为你研究领域中世界第一的专家
跨入博士生的门槛后，李开复建议，要给自己设计一个3年的学习和科研计划。首先，需要彻底地了解在相关领域他人已有的工作和成绩，然后再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脚踏实地工作。另外，还要不断跟踪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把握好方向，避免重复性工作，把精力集中在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上。
李开复说，他至今还记得在他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时，当时的系主任说的话：“当你拿到你的博士学位时，你应该成为你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专家。”
这样的要求似乎对大多数刚刚起步的人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可李开复说，他本人正是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在经过五年寒窗、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后，他所期待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一个打算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就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很高的目标。李开复想告诫博士生远潇：读博士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切忌浮躁的情绪，而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工作。也不可受一些稍纵即逝的名利的诱惑，而要200%地投入。也许你会疲劳，会懊悔，会迷失方向，但是要记住，你所期待的成功和突破也正孕育其中。
李开复回忆说，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个小时，大量的统计结果和分析报告几乎让人崩溃。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能够成功，但终于有一天，在凌晨3时做出的一个结果让他感受到了成功的滋味。
“那种一切都很顺利，谁都可以得到的工作和结果，我相信研究价值一定不高。”李开复说，另外，一个人如果打算一辈子从事研究工作，那么从他在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形成的做事习惯、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他未来工作的轮廓。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充分利用在校的时间，为自己的将来打好基础。
你找的导师，最好有“我不赞成你，但我一定支持你”的胸怀
“在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名师出高徒’。可见导师在你的成长道路上作用是多么的大。”李开复建议说，在确定自己要开始读博士之后，应该主动去寻找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里最好的老师，甚至应该去求教于周围能找到的专家，看看大家对你想选择的导师有怎样的评价，更不要忘了常去求教“最博学的老师”——互联网。
李开复说，他还鼓励准博士生们直接发电子邮件去咨询一些世界公认的专家和教授。以他的经验，对于这样的邮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很快给回复。
李开复听到过一些博士生抱怨说，在3年的学习生涯中没有得到导师充分的指导。他把自己听到的案例归纳出了几类准博士们要慎重选择的导师。
有一类导师，有很多的项目，学生跟着这样的老师，3年的工夫大概都在替老师打工赚钱。这样的导师暂且看到他长处的一面，可能增加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但博士找工作，招聘的企业看的还是你作为博士的突破和研究能力，而不是你做过多少项目。
李开复说，这类导师中，有一种最恶劣的是，看到一些能干的学生能为自己做点事，即便到了毕业的时间也不让学生毕业，还要让学生多打几年工。所以在选导师之前，一定要多方打听导师的人品如何。
还有一类导师也被李开复认为是要当心的，这类导师虽然很安心做研究，但他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研究思路和方向都是很落伍的，而且他给你选定的方向有可能早就被证明是过时的。李开复说，有的导师可能上了年纪，近年来也没有太多的研究成果，但这个老师人品不错，能允许和鼓励学生不同常规的想法，并且从方法论上能指导学生，这样的导师应该是可以选择的。
李开复多次在各种演讲和文章中提到他当年读博士时的导师。他说，虽然读博士期间，他的导师确实没有教给他有关他专业的知识，但是他能给学生大方向的指导，而且能毫不吝啬地与学生分享他在学术上的经营和他在学术界的各种资源。
李开复说，博士生导师或许就是那种没有太多时间给你，也不会给你太多具体而细节的指导，但他却有“我不赞成你，但我一定支持你”的胸怀。
戴上博士帽不等于就能一步跨进挣钱多的地方
有了博士的头衔不一定就等于增加了你找工作的砝码。李开复说，从他在微软和GOOGLE公司的招聘经历和他所了解的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招聘的情况来看，大家招聘博士的范围都会巧合地限定在国内排行前十几名的大学中。
李开复解释，一般大公司、尤其是IT类的企业在挑选本科生或者硕士研究生时，尺度是比较松的，即便有的硕士没有太多学术上的造诣，但只要拿出做过的像样的项目，一般也是会被认可的，但对博士就不同了。
李开复说，他在招聘博士时会仔细阅读应聘者的博士论文，因为对博士的水平评判就全靠这篇论文了，博士论文如果没有新意，或者观点方法陈旧，即使应聘者有再多的实践能力，做过再多的项目，也得不到认可。
正因为一些大公司在招聘时反而对博士的水平更加挑剔，所以李开复说，千万不要以为戴上博士帽就能找到好工作。
做个快乐的人最重要
最近李开复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在21世纪企业喜欢什么样的人，其中他认为很关键的要素是，应聘的人是不是一个热爱工作、积极乐观的人。
李开复希望告诉远潇，即便现在有很多不如意和困惑，但还是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积极的人。他希望把台湾企业家张忠谋的一个故事告诉远潇。
张忠谋是台基电的董事长，一次朋友请他题词，他给朋友写下了“常想一二”，朋友问他是什么意思。张忠谋说，“我们都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我要告诉你常想那剩下的一二比较如意的事情。”
张忠谋说，他从小就看了很多大人物的传记，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成功者都受苦受难，他们的生命几乎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的真实写照。但是他发现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保持了正面的思考，通过“常想一二”，超越不愉快。苦难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了生命中最好的养料，为他们未来的成功做了良好的铺垫。
李开复说，其实在21世纪，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要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因为21世纪有一个更实时善变的环境，我们尝试的事情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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