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号脉
三号脉
可可托海，一个距富蕴县城80公里的小镇。它的名气很大：闻名世界的三号矿坑偿还了中国政府欠前苏联40%的外债，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它很神秘——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长期隐藏在深山之中；1967年之前，在共和国的地图上，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被一个保密代号“111矿”代表着。
上世纪六十年代，可可托海一方面将盛产的重要矿产作为债物偿还给前苏联长国人志气；另一方面，还为保障供应国内科研，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和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以主产锂辉石、副产钽铌铁矿为资源开发方式的可可托海矿面临资源枯竭。 2003年，原可可托海稀有矿实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这也标志着可可托海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
2006年8月23日，可可托海，新疆有色集团稀有金属公司三号矿脉二期工程开工典礼隆重举行，与此同时，在举世闻名的三号脉矿坑里，四台抽水机正昼夜不停地将积水往外抽取——闭坑7年，这个“英雄矿”、“功勋矿”将梅开二度。
2006年11月，记者走进可可托海，探秘可可托海曾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神秘禁区出入矿区须开边防证
可可托海三号矿是伟晶岩脉矿坑，盛产着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铍资源量居中国首位，铯、锂、钽资源量分别居全国第五、六、九位。其矿种之多，品位之高，储量之丰富，层次之分明，为世界罕见。但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长期隐藏在深山之中——1967年之前，在共和国的地图上，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被“111矿”代表着。1981年之前，可可托海矿区周围还设有三道关卡，任何人进出矿区都必须持有边防通行证。
“从乌鲁木齐进去的，到自治区有色局保卫处开通行证，从矿上出来则在矿区开。别看一个小小的边防证，很管用的，到口内探亲即使没有身份证，有边防证就行。”现年80岁的王兰玺说。王兰玺1952年来到可可托海，退休后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新疆有色黄金建设总公司家属院。
可可托海矿区发现于1930年，当时仅有当地少数民族对三号矿脉露头部分进行开采，产品用做珠宝装饰材料。
1935年，前苏联政府的两个地质分队来到阿勒泰。为推动找矿，他们随身带有多种有色及稀有金属矿物标本，动员广大农牧民在阿尔泰山区采集有用矿物，交地质队按质论价收购。正是根据牧民的报矿地点，地质人员首次在阿勒泰地区五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上标出了绿柱石的矿化点八处，其中富蕴县可可托海矿床于1935年被阿牙阔孜拜(国籍、族别不详)等人发现，并列为八处绿柱石矿点之一。
这个富产绿柱石(铍)等稀有金属矿床的发现，引起了前苏联政府和科技界及地测、采矿人员的重视，他们多次来华从事地质勘探，并在可可托海矿区以三号矿脉为主进行试采，开采了绿柱石和钽铌铁矿。
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3月1日成立了“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山矿管处”。1955年元月1日，矿区全部企业移交我国独自经营，原阿山矿管处更名为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总局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管处，直属中央管理。1958年，又改名为可可托海矿务局。
1958年8月30日，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发布产品代号及厂矿代字命令，规定绿柱石(铍)为“1号产品”，锂辉石为“2号产品”，钽铌石为“3号产品”，可可托海矿管处为“111矿”。
关于那个年代可可托海的神秘，著名“额尔齐斯石”的发现者韩凤鸣这样说：“我在冶金部长春地质学院上学期间，只听老师讲起过新疆有个叫可可托海的地方是‘天然地质博物馆’，被尊奉为地质学家的‘耶路撒冷’、‘地质圣坑’，但一直不明白教科书中为什么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1957年，我到了可可托海后，才知道是保密的需要。”
被誉为“额尔齐斯河之父”的张学文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可可托海矿区生活。“那时我父亲是可可托海成品库房的统计，成品库房有四名军人手持七九式或三八式步枪、冲锋枪站岗看守。”
这一切，均与可可托海生产的锂、铍、钽铌、铯等稀有金属主要用于尖端军工事业有关。
辉煌一爆为我国首枚氢弹献力
可可托海矿以矿藏丰富而享誉世界地质矿产业，尤其是三号矿脉被称为世界级超大型稀有金属矿。我国制造原子弹、氢弹、卫星所用的锂、铍、钽、铌、铯等稀有金属主要来自该矿。可可托海为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及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壮我国威、军威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称三号矿脉为“英雄矿”、“功勋矿”毫不为过。
讲到可可托海为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及国防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不能不提到新疆锂盐厂。
新疆锂盐厂始建于1958年12月，被誉为“中国锂盐工业摇篮”，和可可托海被命名为“111矿”一样，它最初被称为“115厂”,此后更名为乌鲁木齐有色金属冶炼厂、新疆有色锂盐厂，直至今天的新疆锂盐厂。而最初名为“115厂”也是国防、保密的需要。
记者在可可托海采访时，曾听到一个有关可可托海及其矿产品代号的趣闻：一司机从可可托海拉运锂矿石到新疆锂盐厂，进入乌鲁木齐市区后，因不熟悉交通而违章，被交警拦下。交警问：“你从哪里来？”司机答：“111矿。”交警又问：“车上拉的什么？”司机答：“2号产品。”交警听得一头雾水，再问：“到哪里去？”司机也不耐烦了：“115厂！”交警听罢，手一挥：“赶紧走！”
游清志退休前任新疆有色集团公司科技处副处长，曾任新疆锂盐厂总工程师。
游清志介绍说，锂能够生产出重氢氘以及超重氢氚，还能制造氢化锂、氘化锂、氚化锂。1967年6月l7日，我国成功试爆的第一颗氢弹，其中的“炸药”就是氢化锂和氘化锂。
“1公斤氘化锂的爆炸力相当于5万吨烈性TNT炸药。氢弹的‘引信’用的是原子弹，由此可见其爆炸所产生的能量有多大。”游清志说，新疆锂盐厂建厂之初，所生产的氢氧化锂只应用于蓄电池的生产，后因运输及资金困难被迫停产，1963年恢复生产，主要是为氢弹的研制提供原料。
“1963年，新疆锂盐厂生产了30吨氢氧化锂，由国家二级部派军队押送到四川，从氢氧化锂提取锂的同位素锂六，用来产生重氢氘。”游清志说。
锂盐厂生产氢氧化锂的原料锂就来源于可可托海。
此外，游清志介绍说，锂是一种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稀有金属，其化合物多达数百种，被誉为“工业味精”、“能源金属”、“最轻金属”。锂和它的某些化合物是优质高能燃料，已经用于近代尖端技术如宇宙火箭、洲际火箭、人造卫星和超声速飞机等系统方面。
当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时，一些外国人曾经断言：“中国人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然而，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破了第一枚原子弹，1966年10月又成功实现了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1967年6月成功爆破第一枚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多的时间，前苏联用了四年时间，法国用了八年多，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些成绩的取得，可可托海三号脉功不可没。
航天大国可可托海矿区功难没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发射升空。一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彻苍穹，震动了世界。从此，不仅开创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消息传来，可可托海一片欢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着太空，那里有一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可可托海职工们的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东方红一号卫星使用了可可托海提供的铯！”原新疆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阿不都热依木·那瓦依自豪地告诉记者。
在自然界里，铯的分布相当广泛，岩石、土壤、海水以及某些植物机体，到处都有它的“住地”，可是它没有形成单独的矿场，在其它矿物中含量又少。
而在可可托海矿区，铯的储量居全国第五位。那里的人们称含铯的矿石为“铯镏石”。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根据铯原子最外层的电子绕着原子核旋转一周的时间总是精确在几十亿分之一秒的特点，制成了一种新型的钟——铯原子钟，并据此对“秒”作了最新的定义。
有了像铯原子钟这样的钟表，人类就有可能从事更为精细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比如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火箭和导弹的发射以及宇宙航行等实行高度精确的控制。
住地窝子斗严寒，饿着肚子建设我国“功勋矿”
自制砖坯建住房
站在“三号脉”上，可可托海矿区尽收眼底，其中最醒目的是几处红顶的建筑，这是可可托海最早的楼房——1954年兴建的矿区办公楼和1958年兴建的俱乐部。
张学文说：“俱乐部建起来后，工人们下班后都在这里跳舞，特别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人们精心打扮后来到俱乐部，手拉手唱歌跳舞。
“俱乐部里还引进安装了苏联弧光放映机，每到放映时间，附近矿点的工人都要骑马走5个小时的路程来看电影。”
在当年，作为新疆首府的乌鲁木齐市，楼房也是少见的，可是可可托海却耸立起了几幢苏式楼房，成为大山深处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方便矿务人员的出行，中国民航于1965年在富蕴建立了航空站，专门开辟了一条航线，截止到1994年停航，共运送人员数万人次。
如今，当年工人居住的平房早已坍塌，当年全阿勒泰最先进的放映机也多年不用，但那几座楼经过多次装修，焕然一新地耸立着，诉说着岁月留给可可托海的沧桑。
可可托海最多时有职工、家属47000多人，90%在额尔齐斯河南岸住，岸北是现在的矿区办公楼所在地。
“最早是在大河南面挖半地窝子，当时住房密度相当大，每家只有一扇小窗户，采光主要靠屋顶的一扇较大的窗户。职工集体宿舍也在那里，40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很拥挤，床铺像货架子一样。”张学文说。
冬天的夜里，室外特别冷，有的人就在房子里摸黑撒尿，“经常有人被半夜淋醒”。为了照顾已婚职工，带有家属的工人可以单独分到一个地窝子，如果分配不上，有的夫妻就在半山坡自己挖地窝子住。
为了缓解住房压力，矿管处领导指示新疆建工一师工程第五团在额尔齐斯河北岸开始修建房屋。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主任高新吉介绍，当时职工们自己打制砖坯烧砖，用拱窑烧砖，窑址在可可托海附近的铁麦克乡原气象站附近。“直接架火烧制，拱窑全部烧柴火，所以矿区周围以及附近山上的植被被砍伐。这些烧制出来的砖块兴建了可可托海10余座建筑，多数是职工住房。”张学文说。
当年，可可托海还建有全阿勒泰最好的医院——X光机是从苏联直接运来的。“医院建在现在的可可托海镇一中的位置，还残留有一间病房，那是当时的特护、高干病房。”张学文说。
身背矿石战严寒
可可托海被称为新疆的“冷极”。1965年元月，在伊雷木湖上曾测得-57℃的最低气温纪录。在这样的冬季，工人们可以听到自己呼出的气冻成冰的唰唰声。
现年78岁的孔古尔拜老人从11岁就开始在三号脉工作，退休后还住在可可托海。他告诉记者，为了完成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干15个小时到18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当时，三号脉还没有进行露天开采，孔古尔拜和队友们就在矿区附近捡来柴火点上火，先把冰雪和冻土层融化，再用铁锹将泥土挖去，然后用随身携带的钢钻和榔头挖出5米深的大坑，最后打炮眼装炸药进行爆破。由于没有山路，运输车辆也上不来，孔古尔拜和队友们就把矿石装到马拉雪橇上，或者捆到毛驴背上驮下山来。等在山下的解放车将这些矿石拉回可可托海3号脉附近的仓库，这种情况到1960年才有所改善。
孔古尔拜老人说：“条件改善后，我们在平洞里铺上铁轨，里面的工人将开采的矿石装在矿车里，顺着铁轨拉到洞外。矿石都倒在选矿场里，白天就由选矿场的工人们用手一点一点地筛选。
“工人们穿着皮大衣皮裤，脚上穿的都是毡筒，全身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和嘴，行人即使不带工具也显得十分臃肿。为了防滑，人们在毡筒底钉上轮胎片。汽车的挡风玻璃都是双层的，还要另加一个防寒保温套，否则都要冻裂。
“我们手里拿着‘蚂蝗钉’一样的工具，将矿石放在硬石上，用‘蚂蝗钉’敲去矿石周围的废料，剩下的真正的矿石就装在背在身后的牛皮袋里。”
这种牛皮袋是用生牛皮缝制的，相当结实，能抵御矿石磨损，并且捡到的矿石能随手扔到背后的口袋里，相当方便。
捡拾矿石，手套很容易磨破，干上一两个小时一双新手套的指头部分就全破了，而手早已被冻得没了任何感觉。
在可可托海矿史陈列馆，记者看到了一篇介绍获得“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称号阿不都热衣木的事迹：1959年在一矿工作期间，带领清沙组全体同志，月月完成清沙和选矿任务。他多次创造手选02号产品(锂辉石)的新纪录(当时02产品定额为300公斤，他经常超过五六倍)，被授予“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称号。
饿着肚子搞生产
72岁的江铁开老人从矿上退休后也住在可可托海，回忆起当年，老人的脸色凝重起来：“当时都在食堂吃饭，早晨工人都是喝糊糊、奶茶，中午就是馒头、黄萝卜或者白菜汤，抓饭很难吃上。晚上最多换成青萝卜。冬天吃得最多的是白菜、萝卜和土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供应给矿区的面粉里面掺杂着麦壳、沙子。这样的面粉被工人们戏称为“高标面粉”，这样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用手轻轻一捏就会散开，但即使是这样的面粉到后来也很难吃上了。
“最困难时，领导干部一天只能喝四碗糊糊，也就是早上喝一碗糊糊，中午喝两碗，晚上再喝一碗。职工一天六碗糊糊，而干重体力工作的工人待遇自然好点，后来连这样的糊糊也喝不上。”高新吉说，职工们的双腿开始浮肿，在这种情况下，可可托海矿务局决定开荒种田。
1960年12月，可可托海矿务局向阿勒泰地委申请在矿区增垦5000亩至10000亩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和蔬菜，以解决矿区副食品供应紧缺的困难。
在伊雷木湖附近，至今保留着这些开垦的土地，这些土地就在进入可可托海的路边，相当平整。
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院长的孙传尧曾任新疆可可托海矿务局选矿厂副厂长，他是1968年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选矿专业毕业后分到可可托海矿务局选矿厂工作的。他说：“那时，矿区相当艰苦，冬季-40℃的低温是家常便饭，-60℃的天气也常遇到。除了漫长的严冬令人难熬外，当年物质生活的贫乏也令人难以想像。刚去的10年内没见到商店卖过鸡蛋，也没见到葡萄干，多少年没买到过植物油，每人每年定量供应的带骨肉也就五公斤左右。仅此而已，其它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额尔齐斯河的鱼类多达35种，其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上游喀纳斯湖的大红鱼闻名遐尔，这里至今还流传着喀纳斯大红鱼“一口吞食一头牛”的传说。传说虽然无考证，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额尔齐斯河的鱼，让可可托海人度过众所周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难怪至今还有不少可可托海人说，是额尔齐斯河给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那年那月
不安期加强警戒保生产
可可托海身处深山，在解放之初，曾经历过一段不安的历史时期。
记者在可可托海采访时，许多老职工都对记者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苏联专家素质特别高，他们住在矿区跟前，工作很严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但自流而来的一些前苏联人却经常酗酒闹事。
时任可可托海矿管处保卫科副科长的祝天学对此印象颇深：“他们住在河对岸，跟其他同志合不来，不说话。我们这边的同志到他们那边去，喝过水的碗都要被他们砸掉。
“1956年，我们抓捕了一名自流来的前苏联犯罪嫌疑人，所有自流来可可托海的前苏联人手持各种工具围攻矿务局办公大楼，惊动了自治区公安厅。后来，我们采取果断措施才阻止了事态的发展。”
除此之外，虽然1951年发生的乌斯曼武装暴乱已经平息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这里的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孙汉章对发生在1958年9月的加米西提汗叛乱记忆犹新：“叛乱发生时，我正在从乌鲁木齐回可可托海的路上。矿上打电话到我途经的奇台县政府，让他们通知我，但我已经从奇台县城出发了。路上，司机发现行人的神色言语不对劲，感觉可能是可可托海发生了大事，问我走不走。我身上带着枪，而且坐着车，考虑了一下，我决定走。”孙汉章说。
安全返回矿区后，孙汉章立刻组织力量加强警戒。后来，在新疆军区的帮助下，很快将这股叛匪击溃，矿区的秩序彻底好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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