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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参加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举行表明，在中美高层对话中，经济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中美关系也出现了“分类管理”的新特征。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作为美国贸易伙伴的地位急剧提升，现在已远远超过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美中贸易超过1000亿美元的逆差使美国人越来越忧心忡忡。于是，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等，这些几年前相对次要的问题，成了中美关系这场大戏的主调。
随着中美有关经济问题的高层磋商的增多，国内有人非常担心美国人会在贸易问题上不断施压，这种担心虽然有必要，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变化。以前，美国人一谈起中美经贸问题，就会把人权、民主等政治话题扯进来，“经贸问题政治化”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也是华盛顿某些人士常用的手段。
如今，中美之间的对话正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对经贸等不同领域问题的沟通，已经从全局框架下分别进入到相对专项化的磋商之中，经贸、军事、外交，各方面的问题有各方面的对话渠道和机制。这反映了中美全局战略对话和专题性高级对话同时推进的新现实。这既是形势所需，也反映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打交道的新特点。这个变化既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也是大国关系正常发展的表现。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作为跨太平洋最重要的国家间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内涵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发生极为快速的拓展。双方在推动互利合作的同时，也正面对更多的单方面或者双方共同的关切。中美贸易账面上的不平衡，虽然引起了双方的高度关注，但它既是双方客观需求的反映，也是现存国际贸易体制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前，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变得越来越务实，各国的相互竞争更多地体现在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经济竞争力以及改善民生上，而那些基于意识形态而拒绝国际合作的政策，越来越不切实际。中美关系也是这样。双方都需要借重对方的经济要素以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取长补短大有空间。其中，美国对中国产品有着广泛需求，而中方也十分欢迎对方的资金、技术。中国对美国与日俱增的出口，反映出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反映了中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不是中方强迫美国消费，反之，美国产品出口中国也是这样，这同昔日有些殖民主义国家采取“炮舰政策”强迫东方国家开埠通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中美贸易关系在发展的同时出现摩擦，并非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矛盾总比不发展从而表面上没有矛盾来得更好。问题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解决问题。如今，双方在经贸问题上，通过积极沟通、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帝国时代的动辄兵戎相见，或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使经贸问题政治化，这就是一种进步。当然，它也是促进中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中美之间出现的这种专项对话现象已有十多年。经过多年的磨合，两国经贸分歧已更多地与其他问题的会谈有所分离，两国在人权和民主等政治议题上已经建立了其他平台来讨论。这样，中美贸易摩擦如同防扩散和两军对话等议题，呈现出了“分离化”、“纯粹化”倾向，这符合冷战后国际关系管理的新特征。这种将不同问题分类处理并解决的方式，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成熟。
不过，经济是其他问题的基础，也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写下注脚。中美两国谈判代表很难只为经济而谈经济。把经济问题放在经济的框架中来讨论，关键在于要避免把经贸问题当成政治牌来打，而应当在承认中美贸易现状合理性的同时，用更多的智慧来考虑如何在公正与公平的条件下继续深化中美互利关系。就此而言，中美已经在处理经贸关系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管理途径，接下来要看的是，能不能在经济的框架之内来化解摩擦和解决这些问题，以进一步提升双方关系的稳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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