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前段时间，高群书率电影《东京审判》剧组“一哨人马”从北京赶到天津滨海新区，参加津报集团《假日100天》创刊5周年“成长家”庆典活动，记者有幸与高群书进行了一番畅谈。
高导一行来到开发区，早过了午饭时间，他们还饿着肚子。他说，没关系，来碗面条就行！
好大的一碗面条。高群书用筷子挑起一大股，送进嘴里，紧接着一股又一股……
我说，不着急，您慢慢吃。
他没工夫理睬我。
看高群书吃面条，也让人提气。一个壮壮实实的中年汉子，这般“狼吞虎咽”，够爷们儿！
忽然想到，《东京审判》在一些城市放映的时候，观众自发地高唱国歌，这情景，在中国电影百年的放映史上是罕见的。当然，也有人对此感到不可理解，其实，只要他走进电影院看罢《东京审判》，只要他还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就一定会被感动得热血沸腾，就会在心中升腾起民族尊严的自豪感！
文如其人，“影”也可以如其人的。导演似乎是“隐身”于银幕之后的，但导演却以其独特的“语言”与观众进行着交流。电影魅力体现着导演风格，《东京审判》便蕴含着高群书血性壮汉的个性、慷慨男儿的品格。
其实，我们对高群书的个性和风格一点儿也不陌生，电视连续剧《中国大案录》就出自他的手笔，其中的《西安大追捕》采用“原生态纪实”的拍摄手法，由亲历干警再现真实，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九五打拐第一案》则把人性的丑恶撕破了给观众看；《征服》以杀人狂“刘华强”的毁灭，彰显着正义那不可战胜的征服力量！血性壮汉的个性，使高群书的制作大气磅礴、粗犷豪放，在刚劲、冷酷中张扬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容不得我多想，高群书就把一大碗面条塞进肚里。他说，好啦，开聊吧。
他的爱吃面食与豪爽性格，让我误以为他是东北汉子。他大笑着说，误会误会，我是河北人。我说，燕赵大地，自古多有慷慨悲凉之士。他唱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我说，当年荆轲刺秦王慷慨不复还，如今您拍《东京审判》却是谈笑凯歌还。他说，也很悬啊，险些不复还。
一部《东京审判》拍得异常艰难，影片制片人是由三方投资商组成，中途，一个投资商竟然逃之夭夭了，把高群书逼上了绝境。当时，他在棚里拍摄，外面就堆着一些债主子，剧组里也是人心惶惶，演职人员担心拿不到报酬。剩下的两个投资商简直急疯了，天天嚷嚷着要跳楼，他们情绪低落，悲伤绝望……身为“高级打工仔”的高群书是可以脱身自保的，无非是解散剧组，电影不拍了，少拿一些导演费而已。
如果高群书就此“退出”，那就不是血性壮汉、慷慨男儿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壮士一去不复还，高群书骨子里的侠义豪气在“生死抉择”中迸发出来，他呀，把自己给“卖”了！他以承诺给人家拍电视剧为条件，签下“卖身契(拍摄合同)”，借债500万元，坚持把《东京审判》拍到底！他的身份也由导演转变为“制片人”，他把自己和另两个投资商捆绑在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战车上。在许多人看来，高群书简直是“疯”了，有民谣唱曰：“炒股炒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炒房炒成房东”，那是人生的三大悲剧，高群书可好，“导戏导成投资方”，这不是自找倒霉，要赔个血本无归吗？也有人暗自窃笑，等着看高群书惨败后失魂落魄的样子。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高群书电影处女作的一炮走红，空前火爆！
如果是别人，历尽艰险大获成功之后，一定会很聪明地利用传媒，大张旗鼓地“秀”自己，高群书却是出人意料的低调和坦诚。
当我问为何有如此侠义之举的时候，高群书说，为国家，我可以跑掉，因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为艺术，我更可以跑掉，因为我从来没说过电影是神圣的艺术，我也不是什么狗屁艺术家；为民众，我可以选择去建一个希望小学；为商业，我可以继续拍我的电视剧；为历史，我不是一个铁肩担道义者；那么，姑且就是为自己吧，自己那点儿可怜的良心，可怜的虚荣心，可悲的同情心。
这就是高群书式的幽默与自嘲，他拒绝当什么英雄，他把自己的义举仅仅归结为良心和同情心。他说他不忍心看到另两位投资商因投资《东京审判》而惨败绝望的样子，他觉得那样做太不仗义，所以，要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采访中，高群书的刚毅、大气、厚重及执著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止如此，他的坦率和大胆直言同样令人吃惊。譬如，他直言中国电影这些年主流片断档，是因为我们一些伟大的导演都忙着拍能到国际上“拿奖”的电影去了；中国电影的萎靡是因为从业人员素质太低；中国电影市场不景气是因为在市场运作上有问题等等。他的话是冷酷的，甚至不给同行留一点儿面子，但我们又能感受到他的心是火热的。
高群书并不完美，但是，毫无疑问，在当今的影视圈里，我们非常需要像他这般充满阳刚之气的侠义战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非常需要像他那样的血性壮汉，慷慨男儿。
拍反映人民意志的主流片
记者：现在电影《东京审判》已经很火了，读者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制片人肯定要对投资这样一部电影进行风险评估的，您作为导演，而且是您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您对风险做过怎样的评估？
高群书：没有做那种特别详尽的报告式的评估，但有一个基本的评判。当时，制片人找到我，我上网查了有关“东京审判”的资料和梅汝这个人物之后，感到这是二十世纪一个重大事件，梅汝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和家国情怀，深深打动了我。当时我正想做拍摄主流电影的尝试。以前我们是有主流电影的，比如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南征北战》、《黑三角》等等。但是，在第五代导演出来之后，主流片基本没有了，一些伟大的导演都忙着拍能到国际上“拿奖”的电影去了，迎合国外评委的口味。其实，国外是不乏主流片的，好莱坞有许多就是主流片，主流片应该是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支柱，美国、法国都是这样，但我们没有。所以，我要做这样一个尝试。
记者：这是您的电影处女作，当时感到有压力吗？您认为主流片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高群书：也没感到有什么压力，我做电视剧这么多年了，知道观众最需要什么，只要努力去做，肯定能走得通，这就是走主流片的道路。主流片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公众和政府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比如英雄主义、锄强扶弱、危机救助、正义战胜邪恶等等；二是强大的制作规模和演员阵容；三是好莱坞的经典叙述方式。
电影是拍给人民看的，主流电影要反映人民的意志，这就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审美和善恶标准。再说得简单点儿，人民不爱看的电影，就不是主流片！用非正常手段把观众忽悠进电影院，看后让观众骂街的电影说到哪儿也不能叫主流片。
看一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大片，讲的是一种什么故事？表达的又是一种什么玄妙的思想？用华丽把空虚包裹起来，似乎在构造视觉盛宴，其实是在嘟囔着一种梦呓般的胡言乱语。电影是要让人民得意的，而不是仅仅让自己得意，或者是仅仅让电影节的评委们得意。
主流片就是老老实实地说人话，真实地表现生活，用一种符合公众心理的、妙趣横生的、惊心动魄的方式给观众叙述故事。
记者：有一个问题还是不能回避的，如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就是80后这一代人，他们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了解和关注程度，比中老年人要差许多。
高群书：我在拍片的过程中，许多人就跟我说，老高，现在的年轻人不可能掏腰包去看你这么严肃的一部影片。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是低估了如今年轻人的爱国热情，现在是很多80后的年轻人走进影院看《东京审判》，在有些城市，电影散场后，观众还自发地高唱国歌，情景十分感人。而且，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的大部分是年轻人，高中生、大学生留言的非常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不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看过电影都很受震动，都很兴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
实践证明，电影是拥有观众的，关键是你怎么去拉动。初步统计，截至目前，票房收入已经超过了两千多万元。许多观众在网上留言，反对盗版、反对下载，这表明了大家想维护某种东西，支持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是令人感动的。当时我就说过，中国人民有这个传统，中国的年轻人也有这个传统，比较关心政治、关心时事、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历史和今后的前途。电影不是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但它又是最大众化、最形象生动的一种传播方式，抛砖引玉，观众看过电影之后还可以通过看书、查阅历史资料等等，再对历史做深入的了解。
央视的《百家讲坛》，易中天一讲“三国”，刘心武一讲“红楼”，就带动了大家读“三国”、读“红楼”的热情，同样，《东京审判》也带动了年轻人了解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热情。
告诉人民一个真实的历史
记者：您拍《东京审判》感到最难的是什么？
高群书：最难的是史实与戏剧性的结合。东京审判是二十世纪的一个重大事件，为此，中华民族以3500万人的伤亡、6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为代价，才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国家尊严。梅汝、向哲浚、倪征燠是肩负着民族尊严去审判战犯的，要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力量凸现出来。
历史上的东京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其间，共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万余页，出庭证人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要把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用电影的手段、在有限的时间内“再现”给观众，对导演是一个挑战。挑战来自两方面：它是逝去的历史，但你不能拍成纯粹的纪录片；你要用艺术手段讲故事，但又不能有失历史真实。其难点就是史实与戏剧性的结合。于是，设计了“庭审”的主线、“家庭”的副线，其核心点就是要告诉人民一个真实的历史！
记者：史实与戏剧性毕竟是一对矛盾，当两者的矛盾无法协调时您做怎样的取舍？
高群书：主要是找到“结合点”，有些东西你是必须要的，但又要避免琐碎和冗长，这就要考虑它的戏剧因素，它的对峙感和矛盾冲突，是哪个因素使庭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结合得好就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在矛盾无法协调时，是牺牲艺术效果还是牺牲历史？我宁愿牺牲艺术效果。牺牲了部分艺术效果，下部片子我还可以弥补，如果把历史扭曲了，那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记者：您刚才说，真实还原历史比显摆自己的艺术才华更重要，您是把自己摆在了遵从历史的角度？
高群书：是的，我当时就确定了一个原则：我们只是还原真实，不情绪化，一定要客观。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只是把它艺术地“再现”，决不像法官那样给它一个评判，我们只是把它拿出来，真实地还原给观众，观众看后会有什么感觉和认识，那是观众的事情，作为编导，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和评价硬塞给观众。为了不至于偏颇，我尽量隐身其后，以一个倾听者和记录者的心态，不激愤、不感情用事，尽量冷静而客观地讲述60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确保真实。
为了还原历史，影片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历史资料镜头，这些镜头是花重金从美国、荷兰等国买来的，由于国内缺乏这些资料，尽管拍摄资金非常紧张，还是要买，因为有许多是第一次解密的珍贵历史镜头，就是要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东京审判。
影片中的庭审戏，80%以上都是有出处的，所有人物的对话，甚至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儿，都有真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我们按照历史照片中的桌子、椅子复原了法庭场景，就连梅汝的眼镜、剧中人物的服装等都按照历史照片复原。演员也尽量找与历史人物相似的，比如英达，他与当年的倪征燠实在太像了，就请他来演。
记者：影片中的庭审戏，主要语言都是英语或日语，也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
高群书：是的，为了保证语言的真实，剧本是经过英语和日语专家校订的，因为它是关于法律的实事，许多语言的唯一性特别强，不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用多种说法表达差不多的一个意思，但是，法律语言不行，必须特别严谨。拍戏时，我还请翻译帮助我进行“语言监控”，他会告诉我某演员把某句话改变了，那么我就问：你为什么要改变？你有什么根据要改变？我会告诉某演员，不能改变，你还得照着本子走。我就是要从细节上追求完整的真相美！
拒绝承认运气好
记者：有人认为《东京审判》能够这么火，与中日关系曾经的紧张和变化的微妙有关系，说您的运气好，时机赶得好？
高群书：应该说这是一个综合因素，有中日关系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比如有人说我这个题材选得好，有些主旋律电影的题材也很好，为什么公众的认知度那么低呢？题材只是一方面，还要去塑造。鲍鱼是好东西，谁都知道它好，但不能给顾客吃生鲍鱼吧？要看你怎么加工，使用什么烹饪方法，做出色香味俱佳的名馔珍馐，这东西不是靠撞大运就能撞上的。其实，我的运气不好，一点儿运气成分也没有！完全是靠努力，一步一步才走到现在的。资金遇到的困境不说了，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中日关系处在最紧张的时期，关系紧张，审查就会非常严格，当时就有好心的朋友跟我说，这个片子太敏感了，审查时被“枪毙”了，你怎么办？这能说我运气好吗？这部片子是纯粹的民间投资，一点儿“背景”也没有。不是审查遇到了什么问题，审查是一次通过！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关键是看你怎么把握。我坚持真实性原则，尽量保持它的历史真实，真实的就容易通过。如果你把握不住，就容易出敏感问题，就会碰到“雷区”，你反映的是真实的东西，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别人还能说什么？
记者：您是学新闻的，而且当过记者，您在《东京审判》的成功，是否与您有一双“新闻眼”有关系呢？
高群书：应该是有吧，我现在还是记者，我的职称就是记者，所以我是“业余导演”。我当初选择接拍这部片子，可能与我作为记者的“新闻敏感”有关系吧，在此之前，制片人曾找过几个大牌导演，人家都没接，这才找到了我。是大牌导演的不屑一顾成全了我。
高群书简介：
高群书1963年出生，河北省石家庄人。198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新闻系。
1992年在石家庄电视台任记者、编导。
1999年因拍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一炮走红。
主要作品有：《中国大案录》、《九五打拐第一案》、《征服》等。
2003年，他执导的《征服》被公认为年度最火爆警匪题材电视剧。
2006年，他执导的电影处女作《东京审判》火遍全国，被誉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获长春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