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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新生
“幸福指数”有了
2006年春季，几乎一夜之间，“幸福感”涌上报端，乍一听，还真有点为之一振的感觉。3月6日，有主流报纸高调预期今后“你幸福吗”将取代从前的“你吃了吗”，成为中国人最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果然，这年，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把“幸福指数”当做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衡量我们社会协调发展的标尺，除了坚挺的GDP数字，终于又出现带有浓郁人情味儿的指标。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这一诗句，在去年的中国被人们重新咀嚼，特别是统计师们，在同数字打交道的同时，他们还得像香水师一样善于感受，学习以人为本了。
外资银行来了
狼啊狼，终于来了。
年底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全面摆摊营业，这个改变对中国金融界影响深远。2000年中国加入WTO时，被人一再担心的金融大狼，这会儿，合理合法地蹲在咱家门口了，再想撵它走的念头，可以彻底歇了。
“来了就来了吧。”这是多数老百姓的说法。本报民调显示，85.2%的公众关注这一事实，可72%的人还是决定攥紧国有银行的卡，“因为外国银行的服务还是贵了”。还有人认为，自己不选择外资银行是因为单位的工资卡统一办在了国有银行。
外资银行盯的全是优质客户，钱多的得以100万元人民币计算，不知这是白让他们捡肥肉吃，还是有关方面体谅咱老百姓的认生心理，反正一时半会儿，外行的营业点论数量绝对比不过中资银行。在小区门口、街头巷尾，人们最容易找到的还是工行、建行和邮政储蓄。
夏——焦灼
传统文化热了
首先是国学热在2006年继续升温。电视上，学者开讲《论语》吸引了大批拥趸。网络中，汉服迷热线联络，定期还搞搞活动。城市里，家长驱车接送自家孩子去读经，花大钱接受传统文化再教育。被教育管理部门取缔的私塾，在网民中支持者众。尽管出现了“国学辣妹”等少数异端，国学和传统文化还是一热再热。
另一个跟传统文化也很沾边的，就是2006年成了彻头彻尾的大婚之年。婚姻登记处门庭若市，想在饭店订个婚宴至少得提前半年。年轻人扎堆儿结婚的一大原因，据说是想赶春节后生个“猪宝宝”。
这一年，讲文明、讲卫生、讲礼仪的传统美德也被再三提及。在政府的倡导下，老百姓开始意识到，在外国人面前，自己代表的是一个即将举办奥运会的礼仪之邦。出国旅行之前，有人专门给中国游客进行文明礼仪教育，大家也都多次提醒自己：不吐痰，不大声喧哗！
旱情引发水资源担忧了
重庆酷热，一夏无雨。乡下马帮运水抗旱，马都累死了；城里公交车上蒸笼一般，不得不放置冰块解暑降温。
这场大旱还是加剧了国人对水资源的担忧。
说起节水，北大社会学系郑也夫教授有惊人之语——“自来水100元一吨保证可持续洗澡”。话是成心往极端说的，乍一听也有点“语言暴力”，可教授的绿色环保之心昭昭：他坚持认为，国内节水失败的原因在于水价太低。水价不涨，休想节水。
不过，也有人说了，居民自家用水，费能费到哪儿去？浪费水的大头是工业，咱能不能别总盯着老百姓那点儿洗澡水？
青年人压力增大了
民调显示，相比五年前，47.8%的人认为自己更焦虑了。高学历者、领导干部、穷人、城里人光荣上榜——无论是谁，大家都觉得自己压力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访者平均年龄仅有28.6岁。
近三成(30.1%)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焦虑情绪来自“缺乏目标，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因为不知道该“焦虑”什么而焦虑的这部分人，近几年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的词儿产生了——社会普遍焦虑。专家认为，社会普遍焦虑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此间观察家认为，在新的一年如何直面因生活工作压力而产生的焦虑带来的挑战，是每一位有志青年应认真破解的课题。
中医之争恼了
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类似争论早在梁启超、鲁迅那会儿，就热得不得了。2006年，这一话题又被方舟子、何祚庥两大名人重新提上了台面。双方就是否取消中医吵得火热，一边强调老中医为了救命也曾大吃西药；另一边举出科学家坚持喝汤药，竟然长寿。
在本报调查中，87.8%的人相信中医，但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中医的发展很不乐观。在一些农村地区，找谁看病不是由信不信决定的——先请巫医，看不好请中医，再不行才去医院看西医——这个次序，实际上是医药费由低到高的次序。
秋——踌躇
垄断行业被公众盯上了
去年垄断行业格外引起公众的关注。
本报民调显示，超过2/3的老百姓对垄断行业表示不满意。
世界油价高，中国的油也就涨了；世界油价落了，中国的油却不掉价儿。开车的整天抱怨“烧油还不如烧血”，不开车的本以为这事跟自己关系不大，刚想瞧瞧热闹，却忽然发现原来出租车也提价了。运粮运菜送煤送炭的车都得烧油，谁都别以为自己蹬着老“永久”上班，就能得到拯救。
2006年电力行业开始降薪，有电力系统的员工说，降的其实都是低级员工的血汗钱。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垄断企业里面说不定也有穷人。
劳动者利益受到关注了
在2006年的职场，员工们努力让自己和老板的关系达成一种平衡：建筑农民工继续使用各种办法讨还欠薪；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和工厂老板博弈的组织——临工集团；在一些最固执的外企里，工会组织逐步建立了起来；富士康声明自己决不是血汗工厂，并邀请媒体实地采访；12月间，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在中国总部建立了党支部……
在寻求平衡的同时，胡新宇、甘红英等几个年轻的名字也成为2006年的重要坐标——因为他们，“过劳死”三个字被反复提及，更多的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根据官方数字，我国目前有7亿多人受到职业伤害，记者、企业家和科研人员更成为此间的高危人群。
房奴无奈也没辙了
“不做房奴！”打从1949年国人集体站起来之后，这大概是自尊心特强的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用“奴”来形容自己。面对政府用什么招儿都控制不住的房价，一部分人作出无奈的选择：“买不起了，俺们这辈子就租着住吧！”
“不买房运动”声势再浩大也改变不了眼下的房地产格局，主要是让小老百姓一时图个心里头痛快。民调显示，79.1%的人支持不买房运动，但地产大鳄们一个比一个有底，不买房的人肯定没有八成之多。
可不吗？现实生活中，多数人得考虑结婚生子，只要一想背着孩子到处租房的种种麻烦，最后难保不妥协了：奴就奴吧。
冬——寂寞
抱抱团被冷落了
一场雪下来，有喊瑞雪丰年的，有喊大雪封门的。
“抱抱团”就是这样一场雪。围绕“抱抱团”的争议，自打它出现在中国街头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曾停息。有人说这是制造社会温暖、打破人际隔阂；更多的人则认为，来自陌生人的拥抱打根儿上起就有悖我们内敛含蓄的传统文化。
在一些地方，“抱抱团”拥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拥抱城市底层农民工，被看成是“义举”传为佳话，本报2006年11月的调查也显示，73%的人对“向陌生人传达温暖和善意”的初衷表示认可。令人吃惊的是，最近在武汉街头，出现了“1元钱抱美女10秒钟”的有偿拥抱。尽管活动组织者宣称，所有收入都将募捐给慈善事业，但人们还是难免感慨：免费抱抱团到咱中国才几天呀，就发育出了商业细胞——还以慈善的名义。
诗歌被恶搞了
对诗人来说，2006年六月飞雪，委屈大了。
在女诗人赵丽华的几篇诗歌被搬上网络之后，网民开始对现代诗歌和诗人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模仿和调侃，一些不客气的骂声也夹杂其中。“毫无疑问/我做的馅儿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诗，还被填在《卡门》的曲子上，广为传唱。
随后，写诗软件也出现了。选择模版，输入关键词，只要会敲电脑的就能写诗——这也是对诗人的一个沉重打击。
可是，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中国诗人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里“像样一点儿的文学”，就是中国诗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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