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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转农”现象是一个被诗化的孤例，动机主要还是——“趋利”与“避重”。
浙江台州日前刮起一股“非转农”之风，仅椒江、路桥、黄岩3个区就已有5000余名大中专毕业生将户口迁回农村，“重新当起了农民”，其中不乏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高校的毕业生。
在城乡差异的背景下，历来听到的都是千军万马挤上“农转非”之路，台州的大学生们为何如此热衷“跳农门”？
路桥、黄岩、椒江3区陆续出台了关于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原籍农村落户的实施办法，“非转农”现象的出现也正是源自这一地方性政策。这些政策又为何在今天受到如此关注？
区政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冬日迟迟不见寒意。而在民营经济占据全市经济总量95%以上的台州，处处可见一派盎然景象。较之外界的热议，“非转农”现象在这里似乎没有激起多少波澜。
台州市区主要由椒江、黄岩、路桥3个区组成，各区特色划分显目，在行政机关集中地椒江，区政府办证中心公安窗口已经看不到前一阵的繁忙。公安窗口副主任吴颖红对记者说，“非转农”的高峰已经过去，这天上午仅接待了一名申请者。
椒江区2006年5月1日正式实施《大中专毕业生回原籍农村落户实施办法》，规定1995年及以后毕业(肄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办理“非转农”手续，将户口由城镇迁回原籍农村，享受村民同等待遇，履行村民同等义务。
该政策明确规定了申请人的条件：未曾被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控股)企业和区(县、市)属集体企业正式录用；迁出时属农业户口；本人生活在原籍农村。
一些村民对“农门”的开放有异议，他们认为政策为早年已经“农转非”迁出村子的大中专毕业生提供了“瓜分村集体利益”的依据。因此，在政策刚刚出台的2006年5月，前来办证中心申请户口回迁的人并不多。
高峰在2006年6月到来，申请者每天络绎不绝，吴颖红介绍，椒江区至今已有1800多名符合条件的大中专毕业生“非转农”。政策出台的背景，吴颖红不甚清楚，但是她平静地说，“非转农”的直接动机应该是与利益有关，“这也很正常！”
“台州农村经济发达，一些村除了划分的宅基地，村民还享有养老保险、医保等福利，一些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子还给村民每个月发放生活费。而这些都是与户口直接挂钩的。”吴颖红说。
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学毕业生起初并不想非转农，后来从种种渠道明白了其中奥妙，才争先恐后地纷纷递交申请。
从提出申请到正式迁转户口，大概需要3个月时间，对于这1800多名“非转农”者，吴颖红表示并没有进行过数据分析。她给记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人员名单，名单上，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不到10名，年龄多是26岁上下。其余的多是本地或周边地区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的。而户口迁往地多是枫山、陶王、章安等椒江区城乡接合部的村子。
椒江并非台州市第一家出台“非转农”政策的区，早在2005年9月，路桥区政府就出台了相关政策。路桥区至今已为1700多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办理了“非转农”手续。
路桥区政府办证中心主任刘巧婵介绍，“非转农”在该区目前已经暂停，并非因为外界的争议所致，而是“政策出台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一个时间划定”。
她解释，1995年，大中专毕业生不再享受“包分配”的政策，此后直至2003年，国家政策要求大中专生必须将户口迁至学校，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可以说是强制性的“农转非”。
一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无法在城市立足，而同时，台州民营经济发达，村集体经济可观，大学生们因此纷纷回归故里。“但这些孩子因为不是农村户口无法享受村民待遇，境地很尴尬。”刘巧婵说。
一些家长频频往返政府部门，要求解决实际困难，甚至以死相逼。刘巧婵就曾参与接待，她回忆：“有一个女孩子给人的印象很深刻，由于无法解决‘非转农’，她连婚姻大事都被耽误了。”
矛盾日益突出，引起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注意。在此背景下，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缓解这部分毕业生的生计压力和无法落户的游离状态，路桥区政府率先出台了“非转农”的规定。
“当时规定了半年时间，也就是在政策公布之日至2006年3月份集中办理。”刘巧婵说，2003年后国家政策规定大中专生入学时户口迁移随自愿原则，大部分路桥区的农村新生都没有“农转非”。
路桥的这个政策开了一个先河，黄岩区、椒江区以及温岭、仙居等其他市县有着同样困扰的毕业生都在期盼各自区县的政府采取相应动作。于是，台州市其他地区大多都出台了“非转农”的政策。“非转农”在台州开始“井喷”。
村委会：“非转农”获利丰厚
根据椒江区政府办证中心提供的名单，记者找到了椒江区陶王村村委。这里是复旦大学毕业生陶某的“非转农”迁往地。陶王村就在椒江区的市中心边缘，一排新建商品房矗立在村子原来的土地上。这里已经看不到多少乡村的痕迹。
村委会陶主任告诉记者，陶王村所在地征地费用每亩10万元左右，现在村民已经基本脱离农耕，1400多名村民每人每年可以领取2000元生活费。陶主任说，24岁的陶某户口迁回村子后，除了享受同等生活费待遇外，还会分到一块宅基地，“结婚有了孩子就会分两块。一块宅基地的市价在20万元左右。”陶主任说，现在村里还没有给村民养老保险等待遇，以后有了，陶某一样能享有。
一个居住在陶王村边某新建小区的居民说：“一块宅基地拿到手就是20万元，建好房子卖出去可就要翻倍了。”
问及陶某回村后的情况，陶主任说：“陶某并不在村里，听说一直在上海工作。联系方式我们也没有。”
随后，记者又调查了浙江大学毕业生陈慧(化名)，27岁的她不久前迁回枫山村。枫山村村委会主任陈方忠介绍，枫山村事实上已经是市中心，土地早已被全部征用。
枫山村现有村民986人，村民待遇很不错，除了每月发放600元基本生活费外，村委还为村民交纳社保费。
“从18岁开始交15年，起码有七八万元。此外，村集体资产少说也有1.5亿元，如果资产摊到每个村民，数字也比较可观。”陈主任补充说，由于地处市中心，村里沿街房屋出租也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集体资产以后肯定会越滚越大，附近一些村子资产比我们还要雄厚。”
枫山村一共有5个“非转农”的新加入者，陈主任介绍，其中本科生3名，大专生与中专生各1名。
“政策实施前，一些家庭的确呼声很大。但陈慧最初并没有急迫地想‘非转农’，看到很多人都在把户口迁回农村，也就跟着迁了。”陈方忠说，陈慧大学毕业后就回到了台州，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已有好几年，“现在已经是车间主任了，年收入三四万元应该没有问题。”
枫山村的这5个“非转农”者，按照陈主任的介绍，目前都在附近的民营企业上班，收入都比较可观，加上村里基本雷打不动的福利，日子应该很滋润。
起初有人要“非转农”时，村民是有不少意见的，陈主任坦言，政策出台前村委会曾经就陈慧户口能否迁回枫山村召开会议，结果没有通过，“村民认为是回来分利益的。后来区里有了政策，我们也就照办了，经过对村民的解释，意见逐渐平息。”陈方忠说。
“枫山村的规定，考上大学农转非迁出村子的，男性奖励2000元，一次性补贴16800元，女性奖励2000元，一次性补贴5000元。这些人后来又非转农，回村时，当年的补贴我们都要收回的，他们自己也都没有任何意见，考虑到以后享有的待遇，谁都会算这笔账的。”
外界曾担心，“非转农”后，由于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都远远落后于城市，以后这些人会面临子女入学难等一系列新问题。对此，陈方忠哈哈笑了：“我们是个村子，却已经是市中心了，这里的学校在椒江甚至在台州都是数一数二的。”
记者随后调查了另一些毕业于名牌高校的“非转农”毕业生，情况基本类似。一名“非转农”者坦言，浙江省2007年年底前将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统一的浙江省居民身份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既然如此，现在将户口迁回农村，又能享受福利，何乐不为？
台州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员评论，“非转农”的政策初衷是为了照顾没有工作的那部分原籍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因此，各区的政策都对是否已被某些单位录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这些单位并不包括民营企业，事实上，你也看到，很多非转农的都已经在民营企业有稳定的工作，有些待遇还很不错。个别人甚至仍然留在大城市工作，‘非转农’对他们的现实意义，就是多了一份收入。”他说。
一些村民也对记者表示了他们的矛盾心态，他们坦言，大学生“非转农”，对村民的利益确有影响，说没有意见也不客观，但折算到每个村民头上微乎其微，“考虑到千丝万缕的亲友关系，想想也就不去较真了。再说了，人家读了几年书又回到农村，你凭什么拒绝他的村民待遇？如果他没有考上大学，那还不是一样在外打工，一样享有村民待遇？”
当事人：也有理性回归者
正如记者的调查，大多数“非转农”者都是大专或中专毕业，就读的院校也多在台州本地或临近的温州、宁波一带。杭州某电子大学的自考毕业生张某也在2006年年初“非转农”，她透露，一些“非转农”的人当初是为了“农转非”或者拿到一张文凭、学到一些知识，像她一样在台州的农村家中读完电视大学或者自考大专。
在她看来，外界所说的“因为大城市房价高、生活压力大、工作又难找，无奈回到农村”的情况的确存在，但并不普遍，也并非“非转农”的主因，“是媒体故意拔高，还是有些人给自己找借口，我不敢肯定！”
张某说，“非转农”也并非都是为了牟取村民福利。她认为，一直在台州农村生活、学习，毕业后户口再迁回农村是自然而然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声音，外界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非转农”的意义。
记者在路桥区采访了民营企业意利达风机公司员工曹文斌。他2003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我当时也没怎么在杭州找工作，直接就回了台州老家，当然我也进行过对比，杭州的生活压力大，相比之下，在台州生活，‘性价比’要高。”曹文斌还有一个妹妹毕业于台州广播电视大学，2006年年初也将户口迁回了农村。
台州市民营工业企业达到8.8万多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数的99%以上，涌现出了飞跃、吉利等一批著名的民营企业，意利达风机也具有相当规模。由于民营企业发展蓬勃，台州地区的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高出6.6个百分点，比浙江省高出2个百分点。
一名台州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曾发表评论，认为民营经济的发达，才是让农村户口升值的深层原因。在一个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对于拥有经济自由的农民来说，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壁垒效应，无法成为阻碍农民发展的桎梏。相反，由于土地制度硬约束的存在，农村户口会受益于土地壁垒，才会有“非转农”的逆向流动，引发“非转农”的热潮。
曹文斌说，民营经济发达是他回到台州的信心所在，他现在的工资是每月1000多元，最近，他与同事一起研发的单板风机已经通过省级鉴定，曹文斌对自己的发展踌躇满志。
“我在农村工作，空守一个城市居民身份有何意义？”曹文斌说，政策刚刚出台时，他对“非转农”并不关注，“我们村在机场附近，本身的发展就受到限制。后来大家都去迁户口，我也就迁回来了。事实上现在也没有享受到任何村民待遇。”
据记者了解，一部分“非转农”者确是理性回归，不再盲目沉迷城市居民身份。这几年，台州出现了明显的人才回流。百花园公司的董事长周斌说，早几年农村留不住人才，现在大学生主动回农村，仅他的公司就接收了4名园艺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对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政府：“非转农”利大于弊
当地人告诉记者，这几年，在浙江温州、宁波、金华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非转农”的民间呼声持续升温，台州出台“非转农”地方政策后，周边地区受到的压力更大。
温州市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温州市公安局曾就此类问题向浙江省公安厅请示，得到的批复是：“非转农”涉及太多利益问题，原则上严格控制，各地可根据情况制定政策。
事实上，目前除台州外，其他几个地级市均未对“非转农”松口。台州市为何开此先河？记者为此采访了台州市人事局副局长李晏子。
新民周刊：对于外界的种种争议，您是如何看待的？
李晏子：“非转农”好与不好，我们暂时都不好评论。本身这就是探索。政策也是各区县制定的，全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政策，迟迟不出台(统一政策)是因为“农转非”一直有，“非转农”还是第一次。
我仅谈谈个人看法。“非转农”主要还是两个关键词——“趋利”与“避重”。
“趋利”——从流向来看，大部分都是流向村集体经济较好、生活较稳定的(村子)。一是有土地利益，可以分到土地；一是有村集体经济的分配，有些村每人每年分红有两三万元；还有一个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符合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避重”——就是城市生活压力大，房价高，工作不好找。
新民周刊：这也是外界既质疑“非转农”动机又同情它的原因。
李晏子：你可以去调查一下台州各个区县的情况，进行对比，椒江是1800多个，而仙居县在台州经济相对落后，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是只有200多人迁回农村。
谈谈“非转农”的好处。首先，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其次，支持了新农村建设。城市人才相对过剩，农村匮乏，大学生回归农村，充实到民营企业，运用他们的知识参与建设。这是一种智力引进。
台州市共有536个村、156个社区，计划5年内每个村至少配备1名高校毕业生。今年，我们为全市231个村包括边缘欠发达地区招募大学毕业生，结果有4000多人报名。我们梳理出了1921个有资格的，因为是第一年，要求比较高，必须是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30周岁以下未就业的，不含应届生。以后放开，报名的人会更多。
新民周刊：这是一个可喜局面，但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其他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也有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政策，但响应者甚少，你们这里报名者众多，应该是与经济发达有关。
李晏子：这是肯定的。我们开出了很好的条件，第一，收入不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第二，提供养老保险金等社会保障；第三，签订劳动合同；第四，考研可以加分；第五，将来报考公务员可以加分，而且县市区乡镇的公务员主要从中选拔，当然必须工作满3年。
《新民周刊》：有评论认为“非转农”浪费人才。
李晏子：我认为现在对所谓“跳农门”的看法有点问题，现在高校灌输的都是城市思维模式，课程设置也是城市指向。实际上，学农业、园林的理应回农村，留在城市才是人才浪费呢。不要从户口迁移的角度思考，应该是从人才流动的角度思考“非转农”。
从台州市政府大楼出来，一名台州当地的朋友开车带记者在椒江区市中心一带游览了一圈。“你现在看到的这条繁华的商业街就是原来的幸福村所在地，这里还是农村吗？哈哈……有人说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台州‘非转农’是在逆向而驶，事实上，在这里迁回农村，在生活上是走上坡路啊。”她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