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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07年初，我们可以用这样3个关键词来描述上海的历史方位：一、去年全市生产总量(GDP)预计将首度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二、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三、连续21年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作列入政府实事项目。
“1万亿”是上了一个新台阶，“15年”是到了一个新关口，“21年”是始终坚持的一条主线。
所以，不久前举行的市委八届十次全会上，一个认识成为共识。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说上海现在到了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提升发展水平的时候了。
一元伊始，万象更新。
1万亿：一个台阶
记者：“首度超过1万亿”意味着什么？
陈宪(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这是上海经济的历史性突破。
刘松(上海社科院经济景气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它实现了从“千亿”到“万亿”的跨越。1992年，上海“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完成105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大关。一眨眼，14年。
记者：总量上了1万亿，对每一位市民来说相当于什么经济水平？
华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小康以上吧。根据世界经济学理论，人均GDP超越7000美元，就可以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向中上水平迈进”。我记得，2001年上海GDP总量为4950.8亿元时，人均GDP是4500美元。如今，“1万亿”，总量已翻了一番……
记者：不过我们注意到，对于这个“1万亿”，讲得并不多？
杨建文(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这是上海决策者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清醒认识与深刻把握。“1万亿”来之不易，但今后我们更注重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不是总量。自1992年以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但现在，上海到了“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提升发展水平的时候了”，与此相应，“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也要适时转到以提高发展质量为中心上”。
记者：这个“质量”，指的是什么？
刘松：很重要一点，就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方式的转变。比如，产业结构上，第三产业的比重还偏低。比如，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的比重还偏高。这些都影响可持续发展。
华民：对普通市民来说，日常消费已经在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比如，居民用于维持生活必需的开支比例降低了、高档消费品更多进入市民生活了、用于文教休闲旅游娱乐的开支比例增大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必须是以增加就业、增加消费为基础的增长。说白了，就是让每个市民在口袋里有钱的同时，还能拥有就业机会，能分享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记者：这才有“生活的质量”，这才会“全新的增长”，这才是我们在“1万亿”之后的下一个努力去向？
陈宪：按现在的发展速度，用不了10年，我们就能从“1万亿”上升到“2万亿”。但这不是我们所强调的。我们要的是“好字当头”，我们要的是“又好又快”，我们要的是“可持续发展”。即便就GDP总量而言，现在的“1万亿”，也只占中国GDP的1/20。而东京占日本的GDP达1/3，伦敦占英国的GDP也达1/3，大纽约地区占美国GDP的1/6。
杨建文：上海应当继续为全国经济发展起到更大作用，同时更要起到优质作用。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殷殷嘱托“四个率先”，这就是新时期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科学发展新轨道，这就是我们城市站上“1万亿”新台阶之后的新航向。
15年：一个关口
记者：自1992年以来，上海经济“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我们应该怎样看待？
刘松：可以说，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少见。想想1992年的上海，真是天翻地覆。
杨建文：不过，我们同时注意到，15年走到新关口。
记者：去年11月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市领导提出“今后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再成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如今，在“经过这15年的高速增长，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上海显得更加重要、更加必要、更加紧迫。”一连三个“更加”，如此“重要”、“必要”，这样的“紧迫”感从何而来？
杨建文：上海过去15年的高速增长，走的路子总体上是以资金和资源大规模投入为主的总量扩张道路。今后要长期如此，不可能也不现实。比如投资，过去15年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功不可没。可接下来呢，要不了几年，上海的海港、空港和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就将基本建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减缓趋势，将不可避免。再说土地，资源也已近极限。所以说，在眼下这个关口，走结构优化质量发展之路是势在必行。
陈宪：这其实也已为实践所证明。最新数据表明，上海经济的投资增速开始慢于GDP增速，消费品零售总额又在近年来首次超过投资增幅，这都是经济内涵增长的表现。
记者：投资拉动增长的生产型经济时代正在过去，消费带动增长的服务型经济时代正在到来？
杨建文：今后要从长期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向“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提高发展质量最主要的途径”，这是“与‘四个中心’功能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这是上海在历史新关口的新出路。过去15年，上海抓住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转移的战略机遇，高速发展。今后，上海必须抓住当下世界服务业转移方兴未艾的战略新机遇，“好”字当头，“又好又快”。这就是上海经济在2007年初的历史方位。
21年：一条主线
记者：“连续21年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作列入政府实事项目”，最初是基于什么认识？
潘大渭(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这是在1986年，为了解决上海城市基建的历史积欠，为了解决“出行难”、“吃水难”、“烧煤难”、“打电话难”等一系列民生日常实际问题，上海市政府提出一年全力完成15个项目，最大限度解决市民后顾之忧。当时，我们所还受市政府委托专门开展调查，了解市民的真实意愿和评价。
记者：盘点这21年来的所有实事项目，可以看出怎样的轨迹？
潘大渭：从1986年到2006年，上海累计建成重大工程450多项，政府为民办实事200多件。实事项目从最初的解决历史积欠，到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从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到从容自如地落实项目；从一般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项目；从具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改善和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21年来，实事项目涵盖了教育、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这些最主要的民生问题，可以清晰看到上海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化。
记者：相比最初的“还旧债”，如今从“必须更加注重丰富发展内涵”出发提到民生发展，这似乎反映着观念也在进步？
胡守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民生视为发展的内涵。上海走到经济向质量发展的新关口，也呈现出社会向协调发展的新动向。15年高速发展，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工作基础来逐步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也到了“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实，中国现阶段的一些民生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需求、一种内需，本身就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民生，关乎经济也关乎社会，关乎协调发展，关乎和谐社会。
胡守钧：相比全国，上海有更早的老龄化问题、更突出的就业问题、更复杂的社会保障问题，确实难。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就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反之，会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必须始终坚持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
记者：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胡守钧：就为防止把期望值抬得过高，脱离实际。市场经济可以增长财富，为解决民生问题创造条件，但是不可能直接解决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主要通过政府公权来解决，就是运用公共政策来解决。政府必须通过二次分配，同时鼓励三次分配，缩减贫富差距，才能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共生。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全新的探索，需要时间。
记者：这似乎也体现着一种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与社会民生的科学发展？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经济角度说，民生和谐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影响，既可能促进，也可能妨碍。如果过早突出民生，可能会影响经济难以上去；但光有经济总量的上升，又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加突出民生问题，我们现在进入到经济增长与民生的并举期，社会问题要多关注。现在把两个放在一起都强调，说明层次越来越丰富，呈现出一种包容性增长。总之，2007年初的上海，有全新的历史方位，有全新的发展思路，也必会有全新的美好未来。
“21年”的民生主线，以及“1万亿”的新台阶、“15年”的新关口，其实都与我们每一位市民息息相关。海明威《老人与海》扉页引语说得好：“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在这个年关之交，我们已有全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新年伊始，我们又该有怎样的开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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