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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中国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大幅扩招有必要吗？
将研究生人数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太荒唐
杨福家教授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忧心忡忡。
他认为，研究生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之间有密切关系，如果一所高校有一批世界范围内优秀的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为此拼命工作，这所大学就离世界一流不远了。但他同时反对研究生的大幅扩招，认为将研究生人数与大学生之比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是很荒唐的。普林斯顿大学6670名学生中仅有1900名研究生，这并不妨碍它稳居世界顶尖高校的行列。剑桥与牛津也是如此。
“可是反观我们的研究生，恐怕是受了机制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国家给予研究生的待遇偏低，生活有压力；另一方面导师也不敢给他们出难题，三年保证毕业，出一个小题目做做，学业压力不大。培养的数量规模上升幅度世界第一，培养质量却得不到有效保障。”
令杨福家更加费解的是，在一些实际工作领域，如临床医生、企业管理，完全没有必要取得博士学位，可是我国的一流医院却常有优秀的临床医生说：“这里没有博士学位就无法生存！”
“在英国的医院里，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只占10%，主要是搞学术研究的，或者因为工作特殊需要而再读一个物理硕士或博士(专长于特种仪器)，反而优秀临床医生的工资可能大大高过那些‘博士’同行。”杨福家说。
批中国人的人才观
高材生只想去名校很失败？
把专业看得过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大学生，他的SAT(美国高考)成绩够上哈佛，但他却选择进了一所烹饪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率和哈佛一样低，学费比哈佛贵，据说欧美10%的烹饪专家出自那个学校。”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院‘升级’为大学。”杨福家说，“其实，学院和大学没有高低之分，就好比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把小提琴改造成大提琴，这难道算升级吗？”
“我们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清华、复旦，技术类、职业类高校是不会作为首选的，但在美国，能进哈佛的学生会选择进厨师学院，这说明他们的人才概念很宽泛，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多元的。”杨福家继续说，“因此我感到，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优秀高中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大有好处。”
这种成才观也反映到了“海归就业”问题上。杨福家说：“真正出色的留学生不应该把自己的就业领域弄得太窄。我1965年从丹麦回来时，从来没有想过在国外的东西一定要全部对口到工作上，因为我不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复旦大学过去20多年培养出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之一却是物理系毕业的，他学的是‘夸克理论’，如果他就业就局限于此恐怕很难找工作。但他进了一个证券公司，用夸克理论来算股票，谁也算不过他，成了研究部主任。他和一些同类型的人创了一门学问叫‘经济物理学’；后来又被聘为一流大学的教授。所以世界是多样的，如果你是普通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把专业看得过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批国内大学的“虚名”
高校“名誉”给得太过轻率？
吃饭吃到一半就被人套上名誉教授头衔让人哭笑不得
不久前，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常委会的换届选举上，常委会委员候选人杨福家院士意外“落选”了，可他是“自找”的。
当他向大会报到时，得知自己又被学部的院士们推举为常委候选人，当即给学部写了一封“陈情书”，请求不要推选他当常委。
近年来，杨福家经常在国内国外跑来跑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办学。所以他在信中写道：“常委会的工作很重要，我因为精力有限不能尽常委的义务，很内疚，希望大家把我的名字去掉。”
为此，杨福家教授正色说道：“中国的虚名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去某地开会，吃饭吃到一半，就宣布聘其中一部分人为名誉教授。事先根本也没有通知，你不去拿这个证书也不好，但拿了呢也就是一个证书而已。在香港大学就不是这样，他们请我作校长特别顾问，问我同意否，我同意了，马上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就来了，责任、权利、义务写得清清楚楚。去年我也辞职了，因为别的工作太忙而无法履行这份义务。可是像国内一些高校的类似名头，拿了聘书就忘了，我也不必辞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一个虚名而已。”
初中时我曾被勒令退学
杨福家与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向广州中学生传授人生经验
本报讯记者王倩、通讯员黄建伟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两位院士杨福家、郑耀宗来到广东实验中学，旁听了一节高一物理课，和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话。
实话实说
“学”很先进但“问”太少
这是一节有关重力实验的物理课，广东实验中学运用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传统的黑板已经完全被电子板书代替。“你们的课堂有这么多现代化的工具设备，是我们当年完全没有的，”课后，杨福家走上讲台，“你们的课堂实现了师生互动，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教学方式，这和我在中国其他中学里听到的课不一样，你们的老师在教学改革上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我应该向你们的老师致以敬意！”
他随后又说：“我们搞物理的人很实在，所以对这堂课，我也要提出我的意见。”院士认为，中学课堂的争论还太少，学生们一面倒地支持一种观点，同时提问的气氛不够浓。他以复旦大学校训为例讲解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问二字，不仅要学，更得要问。”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两位院士已经背靠着墙，杨福家说：“如果班级人数少一点就更好了。”院士们说到，在美国，20多人的班级人数都已经算多，教育部门还在致力于减少到十几人，因为小班教学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教育都有极大好处。
正面教材
爱捣蛋不等于不能成才
杨福家院士读初中时，竟是个“捣蛋鬼”：“你们恐怕不知道，我刚进初中时候曾被勒令退学，因为我在老师的黑板擦里埋了一只粉笔头！当然我没有退学，我的母校上海格致中学改变了我，帮我树立了人生观，找到了人生的兴趣和动力。刚进校时，我的数学常常‘吃红灯’，后来我整个夏天不出亭子间，做了1000多道数学题，从此再也不怕数学了，见到数学都是乐趣。”
对于近年越来越热的中学生出国留学风，杨福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不赞成出国念大学，如果条件许可，读研究生是可以的。因为我在国外见到了不少很不成功的中国大学生，他们出国的年龄太小，还比较幼稚，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没有学会怎样做人，其中有些孩子的境况是比较糟糕的。所以我认为当人格成熟以后再出去收获会更大。”他还认为，目前中国正在下很大决心提高教育水平，当代中学生的学习条件已经比他们当年好太多了。
校长忧心
基础学科不能速成少人学
杨福家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一分定终身”。“假如北大要600分，复旦要550分，一个学生考了599分，第一志愿报北大不够，第二志愿报复旦，却因为是第二志愿不能被录取，这是很不公平的，”杨福家说，“应该是学生选择学校，而不是学校选择学生。”他认为可以参考国外一年多次高考的形式，减轻一次高考的压力。
香港大学校长、微电子学专家郑耀宗院士提到，今年香港8所高校面向内地招生，超过九成学生都希望报考商科、医科等专业，选择基础学科的少之又少。“我只想把我的人生经验告诉你们，不要太短视，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把兴趣放在有用的学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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