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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教授。
前不久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在央视的热播，使“崛起”成为近期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很多人认为，《大国崛起》带来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意义是，让中国人认真地思考：中国究竟该如何崛起？
1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200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有关“中国崛起”的图书也成为本次订货会的一大亮点。
记者在展厅中发现，许多出版社都把这方面的图书作为重点书来推出，如新华出版社的《国富国穷》(戴维·兰德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本力主编)和《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津上俊哉著)、人民出版社的《大国崛起》(唐晋主编)等。最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教授的专著——《中国崛起之路》。胡鞍钢教授在这本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以及国际背景，从多角度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机遇，也论述了中国面临的各类挑战。1月11日下午，胡鞍钢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中国如何崛起的有关问题寄语中国的“崛起一代”。
战略性的发展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的发展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记者：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播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崛起”话题热，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它与我们所处的特殊时代有怎样的关系？
胡鞍钢：是的。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1980年的5倍减少到2000年的2.5倍。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各类战略性资源方面的相对差距。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着许多发展的难题。最大的发展难题是为占世界总劳动力1／4的各类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中国在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和老年人口总数大得多(将近两倍左右)的条件下快速进入老年社会，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今后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国将如何发展、如何崛起成了国人关注的热点。
记者：您曾经长期致力于中国国情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著作，如《21世纪的大国战略》、《中国：经济起飞、大国兴起及其影响》、《中国如何追赶美国》、《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全球化挑战中国》等，现在又推出了这本《中国崛起之路》，这本书在分析中国崛起中有什么新特点，提出了那些新观点？
胡鞍钢：我对中国崛起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开放的思考过程，实际上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在1999年出版的《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一书中对中国崛起的追赶模式进行了总结，强调中国追赶模式体现了速度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制度效应等。
我认为，中国21世纪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我们选择何种发展战略。战略性的发展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的发展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可以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人口政策的三大失误延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而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及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又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近两年我们对五大国综合国力和五大资本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却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
正是基于长期地对中国国情及其崛起的研究，我力图不断地突破自己，以一种更为理性、更为宏观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之路，经过这几年不断地写作，才完成了这部新作。本书首先分析中国崛起的理论背景，提出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概念，这是受汤因比《历史研究》关于文明发展周期的启示。通过对国家生命周期的历史分析，我提出中国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
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
记者：前段时间，人们在报纸和网络上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该如何崛起？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胡鞍钢：中国崛起首先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中国能否崛起或继续崛起？二是能否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以新的发展模式崛起？讨论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内的发展态势，二是国际环境。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是每个国家都期望的，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如愿实现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与自身的综合国力高度一致的。国力强大，就会享有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相反，国力衰微，就会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甚至落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
在《中国崛起之路》中，我进一步概括了中国崛起之路和现代化之路，这就是绿色崛起与绿色发展、创新崛起与创新发展、和谐崛起与和谐发展、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合作崛起与合作发展。这既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国崛起和现代化之路，又是世界独特的大国崛起和现代化之路。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这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示范作用。
记者：那么，具体来说，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崛起模式？
胡鞍钢：中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和节约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中国需要选择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应该是：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生活贫困和知识贫困，避免在经济财富和知识资源的贫富两极分化；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人类发展。
记者：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崛起会有什么不同？
胡鞍钢：首先，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崛起模式不同，她是先衰落后崛起，或者说先衰落而后重新崛起。其含义是，1500年到1820年是中国农业文明和农业经济的高峰，出现了长期的停滞；182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文明进入迅速衰落期；1949年到1978年，中国开始进入准备成长期，1980年到2020年，中国进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即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2020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经济强盛期。确切地讲，中国的崛起可能不是崛起，而是重新崛起。
其次，与西方和日本崛起的特点不同，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从人口大国到综合国力强国的崛起过程，无论是现代化发展模式还是崛起方式，都不仅影响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
第三，崛起的道路不同，不是战争式崛起，而是和平崛起；不是旧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方式崛起，而是合作与援助崛起；本质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
中国崛起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
记者：国际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发展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您怎样看待这两种观点？
胡鞍钢：我十分有信心地说，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但我也十分坦率地说，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可以说，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我们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中国崛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全世界都不能允许中国发展失败。
总体上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原有的矛盾与新产生的矛盾并存，但新产生的矛盾多于原有的矛盾；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存，但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这与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和1978年改革开始的初始条件大为不同，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作为“崛起的一代”，青年人既要了解中国如何崛起，还要了解在崛起中他们是如何受益的，更要了解他们在其中的历史作用
记者：中国崛起是历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一个梦想，今天的青年人将有幸并经历这一激动人心的实现梦想的历史过程。您认为，青年人读一读“中国崛起”的书有什么好处？您对当代青年有怎样的期望？
胡鞍钢：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的人口根据特定的时代，大致可以分为三代：1949年至1959年出生的人口，总计有2.6亿人，我称之为“文革一代”，因为在他们最宝贵的青年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的。我把1960年到1978年间出生的人口称之为“改革一代”。同样，我把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称为“崛起的一代”，即目前的中国青年一代，他们正赶上中国崛起的时代。这一代人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一代，也是竞争意识最强的一代。他们和“文革一代”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从“大革命”的历史舞台转换为“大崛起”的历史舞台。这一代人在这个历史舞台比我们这一代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有更高的成功概率。为此，他们就更需要了解这一历史舞台背景，既要了解中国是如何崛起的，还要了解在中国崛起中他们是如何受益的，更要了解他们在推动中国的崛起中如何发挥更大的历史作用，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
因此，我这本书是面向广大中国读者的，既为我的长辈们而写，也为我们“文革”这一代以及改革这一代人而写，但更多的是为“崛起的一代”而写，把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以宏观的视角、国际的视角、历史的视角分享给大有作为的“崛起的一代”。
一个人的成功存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中国崛起就是最大的天时和地利，所谓人和，就在于每一位青年人能否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崛起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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