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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18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深切怀念荣臻同志》，深情回忆他与聂荣臻的最初交往：“我与聂荣臻同志初次相识是在1930年初。那一年，我见到他时，党中央刚撤掉了顺直省委书记张金刃，另调贺昌同志主持省委工作。贺昌带来了一大批同志，有阮啸仙、陈复、聂荣臻等。荣臻任组织部长并参加北方军委的领导工作。那时我任北方军委常委，专做瓦解敌军的兵运工作。荣臻对兵运工作很关心，曾先后两次约我谈话。”
在第二次谈话中，薄一波谈了对兵运工作的一些看法：“兵运工作不应仅仅限于士兵，军官工作也很重要。如果举行兵变、兵暴，只靠士兵以至班、排长领头是难以成功的。平、津、唐地区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我在阎军中认识一些军官，其中有些人倾向党，政治上比较进步，应该在他们中间做工作，也可以发展党员。但顺直省委领导张金刃他们，包括北方军委领导不赞成，说这种思想、做法是阶级立场有问题，是‘走上层路线’、‘军官路线’，还说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聂荣臻沉思了一会儿回答：“有条件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做些军官的工作。”当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盛行，聂荣臻的话无疑对薄一波的思路作了肯定。他回忆说：“后来，我们就抓住这句话，在晋军和西北军的军官中做了一些工作，并发展了一些党员，有的是单线联系，有的还建立了党的组织。尽管当时‘左’倾路线继续存在，开展军队上层军官工作受到限制，同这些党员的关系时断时续，但一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工作还在起作用。我们在山西组建新军时，就使用了一批当时发展的上层军官党员。他在顺直省委工作虽然不过4个月，我们谈话只有两次，合起来也不过一个小时，但却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1936年10月后，薄一波去山西工作，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薄一波的公开身份是山西“牺盟会”的负责人，奉命率“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约一个团兵力)到五台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行军到盂县时遇到朱德，朱德说晋东北地区已有八路军一一五师聂荣臻部在搞，你就不要去了，我建议你到晋东南去。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要有根据地，而且必须是多块根据地。和下围棋一样，只有一个眼不行，要做几个眼。晋东南地区是毛主席选定的一个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那里我们还没有部队去。听了朱德的话，薄一波即率部南下晋东南，行前他主动把搞政权工作的同志留下，让他们协助聂荣臻开展建立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作，聂对薄的顾全大局一直念念不忘。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聂荣臻奉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率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五台山区，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敌后抗战，很快就使根据地从五台山扩大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东等地区，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为全国敌后抗战树立了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榜样。但是，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只有得到国民党政府批准才算“合法”。在使边区政府合法化过程中，薄一波起了重要作用。他回忆：“那时，我们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一天，我正从敌后到阎处，阎的亲信梁化之告诉我：共产党在晋东北成立一个‘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来过7次电报，并派人来活动，请求批准。阎先生说：‘我只管一个晋，怎么能批冀，还有察？’听了梁化之这一番话，我立即找到阎锡山，对他说：听说晋察冀边区要申请成立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件大好事，应该马上批。正如你所说，现在兵荒马乱，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这个委员会中，有7个委员是我带到五台山地区准备在那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人。你批准了，我们的势力就可以扩充到河北、察哈尔。不批准是失策。他听后，觉得有道理，马上就批准了，并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备了案。”
1940年初，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的两个主力团和一个警备旅，南下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王家峪，支援晋东南和冀西区的反顽斗争，并向北方局和总部汇报晋察冀的工作。2月下旬，阔别10年的薄、聂在八路军总部召开的直属队干部会议再次相会。多年后，薄一波仍对会见时聂的风采记忆犹新：“他在会上介绍了晋察冀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大家被他的讲话所打动，对晋察冀工作的成绩和取得的经验十分赞赏。小平同志当时是会议主持人，在作会议小结时，他说：晋察冀工作搞得很好，大家都很羡慕，要向他们学习。”
1945年6月，由薄一波建议、经彭德怀同意，在延安召开华北问题座谈会，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参加人员只限于华北各解放区来延安的高级干部。会议后期，有十几位在中央和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也来参加，使会议偏离了原定的议题。某些人围绕“百团大战”问题对彭德怀进行批判，聂荣臻也受到批评。他们认为，“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力量，吸引了侵华日军的注意力，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对我党的警惕，康生等人更认为战役的主要谋划者和组织者是犯了“战略性和路线性错误”，指责聂荣臻在“百团大战”中执行的是“彭德怀路线”，是彭德怀在晋察冀的代理人。
对于在由自己提议召开的会议上使聂受到无端指责，薄一波一直感到不安。但他对聂的处事态度大为折服：“荣臻同志一方面敢于正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他对批判彭德怀同志的过火行为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把作战指挥和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与路线是非问题混为一谈。这表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1948年5月9日，根据刘少奇(当时任中央工委书记)的提议，经中央批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为华北解放区，两区原中央局也合并组成华北中央局，两个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两个区的人民政府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任命刘少奇兼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和聂荣臻分别任第二、三书记，刘澜涛任常委，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刘少奇虽然兼第一书记，但刘少奇一再讲，挂个名可以，但工作还是由你们做。于是，聂荣臻侧重军事工作，薄一波主抓地方工作，二人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薄聂先后建立健全了各级行政机构，这些机构特别是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后改称华北人民政府)，具有全国新政权机构的雏形。进城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基本上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扩编起来的。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迅速培养训练大批干部，薄聂接受中央的委托，着手创办大党报、大党校、大军校，以及华北大学。他们建议中央任命张盘石任《人民日报》社(后改为党中央机关报)社长，刘澜涛任党校(后改为中央党校)校长，叶剑英兼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政委，吴玉章任华北大学校长。这些学校的创办，为各条战线培训了大批干部，缓解了缺乏干部的矛盾。
在薄聂共同主持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成为我军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薄一波曾自豪地说过：“那时，我们除了为华北3个野战兵团作好后勤保障外，还尽力支援中原、华东、西北等各野战军。刘邓大军离开晋冀鲁豫挺进中原后，我们把支援刘邓大军作为‘支前’的重点保障对象。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我们总是努力想办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些。荣臻同志肩上的担子更重，工作更忙。我们先后动员一批又一批的民工，在运输工具落后，只能靠马拉人扛的情况下，把大批弹药、粮食、被服、药品不断运往前线，保证了前线作战需要。”
薄聂的鼎力配合，使华北解放区的军事斗争成绩显著。每当有人提到这些，已届百岁的薄一波仍如数家珍：“军事斗争方面，我们集中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留下来的部队，组成华北军区第一、二、三兵团(后改为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总兵力有46万余人。自1948年5月开始，华北军区分别组织了内线和外线一系列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6月11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发起了晋中战役，由徐向前指挥一兵团等部队在晋中进攻太原周边阎锡山部。晋中战役历时40天，歼敌10万。华北形势大好，人民子弟兵纵横驰骋，所向皆捷。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是把全国解放战争的突破口首先放在东北，要求华北我军尽可能多吸引敌人，以保证我军战略决策的实现。荣臻同志在有时作战条件并不具备情况下，也尽最大努力保证中央军委决心的实现。为了牵制傅作义集团，不使其出关增援东北敌军，荣臻同志组织三兵团西出缓远。由于时间仓促，后勤保障根本来不及落实，毛主席告诫部队‘要准备饿三天肚，吃两天草’。荣臻同志亲自到三兵团作动员，我在地方多方动员，给部队送去10万大洋做应急保障用，使三兵团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圆满完成了战略牵制任务。”
1948年11月，中央决定彭真和叶剑英具体主持北平的接管工作，刘少奇不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由薄一波任第一书记，聂荣臻任第二书记，刘澜涛任第三书记。北平解放后，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搬进北平办公，聂荣臻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薄一波是政治委员。1949年6月，聂荣臻搬进中南海办公，协助兼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工作，但华北局、华北军区方面的事，仍由薄聂共同协商办理。
毛泽东指定薄聂好好做傅作义及傅系董其武部的工作。为了减少牺牲，集中力量向西北、西南和东南进军，党中央决定对董部采取政治解决的新策略，即“绥远方式”。起初，绥远问题是由贺龙负责，因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华北局领导，改由薄聂负责。为促使绥远问题早日解决，毛泽东决定派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做工作。在傅和平起义前，聂荣臻曾同傅多次打过仗，担心这是不是“放虎归山”？毛泽东问薄一波：“你看怎么样？”薄答：“我看不会跑！”毛泽东说：“对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交出二三十万军队，立了大功。傅作义哪里会跑！就是跑掉了，又怎么样！”为了帮助傅作义提高思想，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薄一波参加过的就有5次之多。在傅动身前往归绥的头一天，8月22日，毛泽东又找他以及邓宝珊谈话，薄聂作陪。最终，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薄聂具体主持的绥远问题圆满解决。
建国后，薄一波和聂荣臻工作分开了，聂的主要精力转到了军委和总参谋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徐向前任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休养后，实际上由聂荣臻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后又代理总参谋长。薄则列席书记处会议，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抓财经工作，华北局工作实际由刘澜涛负责。工作不在一起了，但薄聂仍不时交往，仍和以往一样，互相支持，主动配合。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迎头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随着战事发展，我军的后方保障越来越困难。为了全力支援志愿军，周总理亲自抓后勤保障。那时除东北地区外，华北地区所负担的后勤供应任务最重。聂荣臻在总参主要协助周总理处理抗美援朝事宜，因后勤供应问题和薄常有联系，彼此关心。对此，薄一波印象深刻：“记得首批志愿军入朝，比较仓促，又临近严冬，官兵过冬的棉衣还没有解决，荣臻同志非常焦急，多次打电话跟我商量怎么办。根据他的要求，我在华北全区进行动员，发动群众昼夜赶制，很快就为出国部队解决了大批棉军装和被服。还有一次，荣臻同志找我说，为了御寒，能不能请华北区给志愿军解决10万斤辣椒面。当时，周总理也很关注此事。10万斤辣椒面今天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建国初期，一下子筹集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千方百计想办法，终于在短期内完成了任务。为了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荣臻同志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不顾休息。1952年9月的一天，他因积劳成疾，突然晕倒在办公室里。我赶忙到医院去看他，他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一再表示谢谢，谢谢。”
1955年，薄一波率领由工业交通部门人员参加的大型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学习苏联建设的经验。回国后，薄向中央建议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均被采纳。在酝酿各委员会领导人选时，薄先是推荐黄敬出任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很愿意做这一工作，但为了提高这一委员会的份量，改为建议推荐聂荣臻。1956年11月，中央任命聂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抓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10、11月，聂又分别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就自己推荐聂主管科技工作一事，薄始终认为是得意之笔：“荣臻对于他主管的科技工作，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在他主持科技工作的10年里，他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精力和心血，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亲自参与制定远景规划，组建科研机构，领导科研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因而在国防尖端科技领域里，短短几年，‘两弹一星’就研制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威胁。在指导研制常规武器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科技实践中，荣臻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大力协作等方针，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善于调动和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和爱护广大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还吸收了不少国外专家、名流参加工作。1961年，为了纠正当时知识分子工作中‘左’的错误，荣臻同志主持制定了《科学十四条》，小平同志称之为‘科学宪法’。”
无论是烽火岁月、和平年代，还是政坛浮沉、“文革”浩劫，薄聂的友谊都没有变色。最能体现二人战友情深的，是薄一波经常回味的夕阳之情、暮年之感：“1982年，有一次我去看他时，当面约定，以后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每次见面半天，他问我答，谈得很融洽。有一年，我因身体不好和工作繁忙，间隔的时间稍长了点，他的夫人张瑞华同志给我来电话说，一年多了，未见你来，荣臻天天盼着见你。我赶紧去了，还了愿。荣臻同志是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无论在军事斗争方面，还是在科研战线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至于他的为人品德，也是人所乐道的。毛泽东同志生前曾说：‘聂荣臻是个厚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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