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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为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而作
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去年的今天―――4月10日，陈云同志病危，我心绪不宁，急于想见陈云同志一面，中午便匆匆赶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我习惯地走到他病床的右边，他睁开眼睛望着我，头脑很清楚，但不能讲话了。他打手势，要我走到他病床的左边来。他的右耳有些背，左耳听力是好的。我见他病成这个样子，心情很沉重。我说：陈云同志，大家都很想念你。他像往常那样，仔细地听我讲话，面部不时露出微笑。有些话他没有听清，便示意身边秘书再重复一遍。我不便久留，向他告别。他抬起头来，依依不舍地目送我离开。我见他神志异常清醒，担忧这是回光返照。果然，这次见面，竟成永别，当天下午就传来了陈云同志逝世的噩耗。
当我参加完陈云同志治丧活动之后，几次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没有写成。痛失挚友的悲哀和对50多年交往的回忆，使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篇纪念文章，也只能略表我对陈云同志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
一
我同陈云同志是1943年11月相识的。那时，我从敌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到中央。第二天，毛主席派车把我从杨家岭接到枣园，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我分别看望了中央其他各位领导同志。陈云同志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我去看望他时，他很客气地站起来欢迎我。我连忙说，不要这样。他说这是应该的，并补充了一句：毛主席对来见他的人，也总是要欠欠身子的。
在延安，陈云同志同我长谈过几次，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谈学习。陈云同志和我都是大革命时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都曾经历过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错误，致使革命事业几次遭受严重挫折的磨难。陈云同志告诉我，他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陈独秀、瞿秋白都是有学问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书也不少，这些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呢？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1937年11月，他从新疆到达延安后，曾三次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一再对他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对头。为了帮助他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毛主席要他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陈云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潜心学习哲学，一直坚持了几年；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主要著作，研究他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陈云同志一再说，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使他受益很大。对此，我深有同感，并简略地介绍了我们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提出把监狱变成学校，只要环境许可，就坚持不懈地学习，获益匪浅的情况。他听了直点头，接着说，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客观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犯错误的人，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他们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而片面的情况就不是真正的实际。他还说有些人只知道书本上的词句，却不会跟实际联系起来，使之成为行动的指针。毛主席就讲过，有人通读了《资本论》，却讲不清楚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陈云同志的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却说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精髓，即实事求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对这一点体会很深。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他都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处理的。他把他的体会精辟地概括为两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另一件是讲“养生之道”。我初到延安时，陈云同志还不到40岁，身体就不太好。他说，他是“木炭汽车”，走走停停，走几里路，就要停下来，加加“热”，修理修理，有时还要有人推一推。但他懂“养生之道”，受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启发，想通了多做和少做、工作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对矛盾，活到90高龄，并因此而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更多的贡献。我78岁那年，陈云同志(时年81岁)为我手书条幅一帧，升华为“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富有哲理的12个字。他的经验之谈使我心向往之。遗憾的是，我始终做不到。“非不愿也，是不能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我觉得要抓紧干，特别是应该把自己在中央领导下亲身经历、知之甚详的大事、要事、经验、教训赶紧写出来，留给后人，作为殷鉴，以便把我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好。
二
1949年5月，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决定调陈云同志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以前，他主持过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有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毛主席要我协助陈云同志工作(那时中央已决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要做书记处分配给我的一些工作)。7月，中财委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完成。建国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同志任主任，我和党外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任副主任，以后又陆续增加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等同志为副主任。
中财委成立以后，面临的全国财经形势是很严峻、很复杂的。我们虽然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但小私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所占比重很大。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捣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经常兴风作浪。说什么“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由于物价连年猛涨，人民深受其苦。那时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军费等开支很大部分是靠发行钞票来弥补的。由于钞票发行过多，政府财政赤字庞大。加上过去由于敌人封锁，各解放区长期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这种当年行之有效的正确的办法，已不适应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不利于集中力量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1949年7月下旬，陈云同志亲自到解放不久的上海调查研究，并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后，他集中力量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平抑金融物价；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为了平抑11月那次最大的物价波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从全国调集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在几天时间里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奸商以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为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经中央同意，各大区和各省、直辖市书记均兼任各该区、省、市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财经的工作进展很顺利。
陈云同志从全面的调查研究着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牵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三
如何正确引导小私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使它们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是建国初期指导经济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曾认真加以研究，最后的结论，还是要采取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办法。在酝酿的过程中，陈云同志曾再三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1950年春夏之交，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就是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由此而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针对这种情况，中财委党组召开了一次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专门讨论调整工商业的问题。会上我谈到，《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没有把原则规定加以具体化。陈云同志赞成这个意见，说，现在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第26条背得很熟，而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却把它忘记了。他建议财经机关每个干部都发一本《共同纲领》，不但要读熟，还要照着做。陈云同志在中财委党组会上说，现在我国有五种经济成分，我们的方针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使之各得其所。这样才能搞好新民主主义，并进而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为此，他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叫做“合作费”，给民族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还说今后国家订计划要把私营部分包括进去，这对我们有利。会议同意他的意见。
当时调整工商业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投放货币，收购农副产品，开展城乡交流，同时由政府和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扶植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待私营商业，则由政府规定适当的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私商有利可图。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措施，到1950年秋天，商品滞销的情况全面缓解，全国城乡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了。陈云同志总结说：6月以前是统一财经，6月以后是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他又说，在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扩大农副产品购销，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说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这一条道理，现在我们摸到了。他所说的“这一条道理”，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对广大农村，对农业生产的任何懈怠，都将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四
中财委时期，陈云同志还紧紧抓住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合理增加劳动力这两件事。他的主张是，要把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能够承受的程度。凡是增加职工，他总要看看市场供应怎么样。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他认为，把基本建设投资和增加劳动力这两件事管住了，就不至于出大乱子。那时候，他对农业管得少，要我抓一抓农业问题。到了1952年，陈云同志开始抓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他提出，要把苏联援建的156项骨干工程，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他说，我们应当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必须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绝不要照抄照搬。实践证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安排得比较好的，是从实际出发，又注意了综合平衡的。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出现了全国粮食供销矛盾严重的问题。收购的少，销售的多，购销赤字还在不断扩大，不少地方开始出现混乱。毛主席要中财委拿出办法。这时，陈云同志因病在北戴河休养，中财委由我主持，会同粮食部，草拟了粮食收购和供应的办法。其中没有提到统购，主要是考虑到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可能难以接受。草案提交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讨论。
这次财经会议是1953年6月13日开始的，原定半个月，主要讨论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随后又加了一个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毛主席对新税制及其出台程序的不满和批评，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搅得会议收不了场。毛主席出了个主意：搬兵，把在北戴河休养的陈云、邓小平请回来。陈云同志明确指出，“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能说没有”，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小平同志说，大家批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但不能把它说成是路线错误。他们的这些话，把高、饶的所谓“批评”顶了回去。
同年年底，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变本加厉地搞阴谋诡计，妄图拱倒刘少奇同志。他找陈云同志谈判，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遭到陈云同志的严辞拒绝。高岗又找小平同志谈判，说少奇同志不成熟。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陈、邓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根据毛主席的建议，1954年2月，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饶分裂党的阴谋。6月3日，毛主席通知我和刘澜涛、安子文参加书记处的一次会议。我刚进门，毛主席就说，财经会议和会后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但是如果没有高饶反党集团的揭露，这些误会还是解除不了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好同志……。有毛主席这番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五
全国财经会议后，陈云同志集中精力，深入研究解决粮食购销问题。他认为，要解决粮食购销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私商的关系，中央跟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处理的，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他反复考虑过八种方案：一、农村征购，城市配给；二、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三、农村征购，城市不配给；四、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五、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时，再到重点产粮区征购；六、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由村党支部动员农民认购的办法，认购不足就不散会；七、订预购合同，按合同购粮；八、各行其是，不搞统一办法。经过权衡利弊，他向中央建议采用第一种方案，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名称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那时陈云同志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他强调，粮食不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被动。当时我不在北京(财经会议后，我已辞掉了一切工作，要求下去摸一个大工厂。毛主席找我谈话，说，中央还需要你在中央工作，不能下去。天塌不下来。你到外地去跑跑、看看嘛。)就在我乘火车沿同蒲线北上时，陈云同志打电话找到了我，说为解决粮食购销困难，准备实行“统购统销”。他说，过去英国实行过这个办法，当时他们遇到的经济情况与我国类似，实行“统购统销”成功了，可资借鉴。问我有什么意见。我首先表示同意，说，我对英国实行统购统销的情况，完全不了解，但过去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时亲身经历过一件事。那时亲朋寄来的钱，合计每月在光洋200元左右，但各个监房多少不等，钱多的就拿出一部分来帮助缺钱的。后来党支部搞了个“生活公社”，改成完全集中统一使用，收入一下子就下降到每月100元了。支部赶快改正，恢复原来的办法，很快又恢复到每月200元。这说明即使是在坐牢的情况下，对患难与共的共产党员，也不能把他们的财物“一律归公”，统得过死。我建议在实行统购统销时，可否给农民留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粮食，比如20%或者30%。陈云同志说，这个意见要考虑进去。
1954年9月，即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不到一年，陈云同志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回答统购统销政策将来是否会有改变时说，计划收购这一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因为由国家掌握重要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的。而计划供应，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我国的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多年，说明陈云同志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
六
1956年，我们党在毛主席带领下，掀起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热潮。毛主席听取了工交、财贸等方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后，提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周总理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经验。陈云同志也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对于克服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盲目求纯的思想，是一副对症良药。
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讲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三种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1957年1月，陈云同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很赞成我的这种研究，认为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接着他说，他想从另一个角度，试图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他提出的方法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等等。他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由此可见，当时党内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求实的气氛，确实是十分浓厚的。而陈云同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开始出现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1955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适当地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在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下，第二年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冒进倾向。针对这种倾向，陈云同志同少奇、恩来等同志一起，提出反对冒进，重点发展和适当收缩的方针。在陈云同志主持下，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搞得比较好，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商品货源显著地大于社会购买力，补足了上年的亏空。
1957年1月，毛主席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1956年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和我都发了言，一致认为1956年经济建设上“冒”了。先念同志从财政角度说，“冒”了30亿到35亿元。我列举了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挤了市场等十种表现。毛主席作了记录。但是，他实际上不同意反冒进，认为反冒进会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毛主席一向珍惜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对经济建设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则考虑不够。毛主席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初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达到了高潮。陈云同志因病没有到会。周总理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由他承担主要责任。自那以后，陈云同志被错误地认为“思想右倾”。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时候，毛主席又把陈云同志请出来，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可能合拍的，在他主持解决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之后，他的意见又不被重视，靠边站了。这时，他就潜心研读马列著作，以弥补工作繁忙时读书读得少的缺憾。当组织上需要他出来工作时，他又立即全身心投入，尽职尽力。例如，1959年的钢指标，经过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已分别降到1800万吨和1650万吨。但毛主席仍然放心不下，特地委托陈云同志进行研究。陈云同志带领财经小组成员，连续听了冶金部的六次汇报，经过认真计算和综合分析，提出“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5月15日，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钢材定为900万吨太少的提法，勇敢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
七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在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又相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如实地分析严峻的经济形势，深入地研究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在刘少奇同志主持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同志首先发表了讲话，大家三言两语插话作补充。少奇同志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同时请富春、先念同志也一起讲讲。2月26日，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会后，毛主席、党中央批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同时批转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报告，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反响很大。各地要求扩大传达范围，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这一要求。陈云同志的报告起到了使大家了解全局，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的作用。
当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采取的关系全局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他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后来毛主席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二是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60亿元。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就够了，怎么办？就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搞了几种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的高价商品，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三是坚决调整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陈云同志说，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因为在当时，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第一位的。这些措施，对于迅速扭转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八
1976年，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云同志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我在“管制”中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真是心中大快。1977年3月，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一是要重新认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二是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应该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的发言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这就使我党拨乱反正的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年11月，陈云同志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站出来，要求中央认真平反历史上的几个重大的冤假错案。他指出：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之流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目的在于借此打倒刘少奇同志，同时残酷迫害一批老干部。他们一面精心策划，把一些自愿反省出狱的人与53名经党营救出狱的同志混在一起，凑成61人之数，以混淆视听；另一面则严密封锁消息，谁也不准说毛主席、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就这样，这批坚贞不屈的同志沉冤莫白，遭到了长期的监禁，我更因此被关押、管制达12年之久。
1978年底，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得到平反后，陈云同志很关心我的工作和身体。有一次我见到他，他对我说，许多同志对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不大了解，是否可以写篇文章介绍一下。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我请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写了一篇文章：《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于1985年9月刊登在《人民日报》“学点革命史”专栏里。陈云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看后，都说这篇文章把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问题说清楚了。后来，陈云同志见我工作甚为忙碌，又特意书赠条幅，写了上文提到的“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两句话。条幅上有他的手泽，弥足珍贵，但更值得珍惜的是他对我的殷殷关切之情。我一直把它挂在我的卧室里，朝夕相对，如见其人。
九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为了实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处在关键的地位，是全党公认的“领班人”即核心。陈云同志支持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新政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已不可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从事领导工作了。
1979年3月，陈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过他今后工作的问题。他说，要我当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还说，要我做工作，我也只能量力而行。他的这番话，现在听来，其真诚依然是很感人的。他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以及新形势下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建设方面，应该注意和研究解决的新问题，使社会主义中国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陈云同志针对权力下放以后，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尤其是中央财政连年出现赤字的现象，指出在搞活经济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中央的财力。他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对此，小平同志赞赏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至于陈云同志常说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云同志虽已高龄，仍能跟随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1992年7月，他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说，“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些发自内心的话，同样体现了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
陈云同志在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生中，能够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总结了一套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从他留下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这些思想方法的专门论述和反复倡导，还可以看到他在研究解决各种复杂、困难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运用这些思想方法的。这些思想方法，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也是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化。陈云同志为我们党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向陈云同志学习，这是首先应该学习的。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的：“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陈云同志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经济著作和党建著作，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重要思想。
让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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