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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重新调整法律天平的时候
这令众多关注被害人权益的学者和官员忧心。中国犯罪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告诉本报记者，在文明社会，国家垄断了处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权力。尽管这样实现了国家层面的正义，“但被害人的权利被忽视了，没有考虑伤害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被害人容易因此形成对国家、对社会的仇恨，甚至走向极端，出现报复性犯罪。如果被害人还得不到国家补偿，抵触情绪会更严重，很多人会因此上访。
尹伊君在最高检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处理涉法涉诉的上访与申诉。“在我们受理的案件中，被害人上访与申诉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和被害人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得不到国家补偿有直接关系。”
这种情况反过来又阻碍了法律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办公室主任刘志远介绍，湖南邵阳有一案子，被告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并可依法获得国家赔偿。但被害人一家认为这事就是被告人干的，当得知那人不但被释放还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后，心理极不平衡，扬言要炸掉法院，这使当地迟迟不敢给被告人发放国家赔偿金。刘志远等人对云南、湖南、福建、浙江等省调研，都发现了类似情况。
“我们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调整法律天平的时候。”尹伊君以历史的视野作了分析。过去的刑诉法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被告人与受害人的利益往往都被忽视。后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越来越受重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渐入人心，被错拘错捕错判的嫌疑人与被告人可获得国家赔偿，但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却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支持。
尹伊君在一篇文章中呼吁中国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正义是所有人的正义……对被害人给予经济抚慰和经济救助，展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可以使失衡的天平重新平衡，缺失的公正重新找回，促进社会公正的全面实现。”
补偿金年均约需200亿元
把被害人补偿推向国家立法，在尹伊君和王牧等人看来，已经是一件顺乎逻辑的事。
在此之前，国家机构对被害人的补偿并非没有。多名司法官员的公开论文指出，一些被害人缠访闹访的案件，最终就是通过国家经济补偿而息诉罢访的。“不胜其烦”的山东青岛中级法院，在2004年设计出可稳定救助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在这方面了解全局的最高检察院，设想的是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立法。
“这种制度的进步，也是被害人群体与整个国家机器沟通的结果。”一位资深法律学者说。据他分析，之所以最高法与最高检近期不约而同地提出被害人补偿制度，是和中国“少杀慎杀”时代的到来紧密相关。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后，“少杀”成为必然趋势，但这会让部分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被害人家属难以接受。而推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有效抚慰被害人情感、改善接受心理、平衡被害人权益，“少杀慎杀”时，来自被害人的压力将大大减小。
所不同的是，最高检察院为何不像最高法院那样，先从本系统的被害人补偿做起，而是直接推动国家立法呢？
尹伊君解释，被害人需要救助的情况，远不止于法院诉讼的环节，而是渗透在全部的司法环节中，需要全局性的立法。有的案件在公安系统时长期侦破不了，这时可能会出现急需国家补偿的被害人；有的案件在送到检察院后，因为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嫌疑人，也可能会出现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在进入法院阶段后，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当然也会有很多。
被害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构建这项制度必须全面考量。巧合的是，试点中的浙江台州，已经出台了一项针对整个政法系统的被害人救助制度，范围几乎囊括了尹伊君所认为的应该救助的所有刑事被害人。
除此之外，“立法建议稿”认为，需要有一个能协调各个司法环节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委员会。补偿款基金由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承担，县级财政因财力较弱，不宜参与分担。
这笔补偿基金的预算到底有多大？多数学者以及“立法建议稿”都认为，被害人补偿标准不宜高于国家赔偿标准。依这样的标准，如将人均补偿金推算为2万元，再按100万急需国家补偿的被害人计算，保守估计，这笔补偿金的年均支出大约200亿元。
如何筹集这笔巨大的补偿基金？北京大学教授赵国玲建议，补偿基金主体应为国家预算，同时还可以从刑事罚金、罚没财产、法院的诉讼费和社会捐助等渠道吸纳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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