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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专家指出，随着我国利益关系的调整，作为改革“受益者”的新兴阶层的心态变化会日益复杂。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中产阶层壮大、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各种文化思潮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象，极易产生社会冲突。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何遏制腐败，防止部分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引起各方重视。
老板虽然有钱，但是在有的官员面前就像‘三陪小姐’——心里极端厌恶反感，为了赚钱还要笑脸相迎……”在二级城市搞房地产开发的小陈这些年虽然赚了点钱，但谈起一些官员的“权力寻租”依然让他感到压抑和愤懑，觉得无处宣泄。
2004年10月，小陈所在的城市因一对冒充公务员的夫妇殴打一“棒棒”(挑夫)，引起路人不满，导致大批市民聚集政府大楼“讨说法”。当晚，看热闹的小陈到政府旁边的酒店包了一个房间，整整一个通宵，他和朋友居高临下，一起旁观了事件的全过程。谈起当时的感受，他眉飞色舞，觉得“痛快”、“解气”。
像小陈这样对权力寻租、为官不廉感到“愤懑”的私营企业主、个体老板并非少数。《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中西部各地调查了解到，由于私营企业主、个体老板等人群是权力寻租的主要对象，不满官员腐败，但又不得不随顺种种“潜规则”成为他们的复杂心态。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中，容易诱发这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非正常释放。
腐败增加企业“隐性成本”
接受记者采访的民营企业家、公司老板普遍表示，当前最痛恨的就是官员搞“权力寻租”，以权力配置市场资源，扭曲了正常市场经济原则，使守法经营的人也不得不接受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他们说，企业为此支付的“隐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以上。
陕西省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给记者算了笔账：企业一年的销售额有4000万～5000万元，打点各级官员的“渠道费”至少就要花掉400万～500万元；为了规避风险，他从来不出面，都是让手下的业务员去具体运作。从1992年创办公司以来，他的公司主要从事消防器材的生产、销售，市场遍布全国。
这样的“潜规则”让他深恶痛绝，但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适应，还不敢举报，因为这样会让企业在整个行业无法立足。
最让他痛心的就是公务员中的一些新人也受到“不给好处不办事”的影响，越是年轻人胆子越大，索取钱财越露骨，甚至无所顾忌。公司一个产品标准要通过某部门的审定，一个大学才毕业不久的公务员就敢赤裸裸地给他打电话，称“手机欠费，需要3000元充值”，在满足对方要求后，事情才顺利办结。
在三峡库区某城市的房地产商小陈的感受更为深刻，“如果你见多了官员吃拿卡要的嘴脸，谁还有好印象？”他认为，房地产企业支付的“隐性成本”应该是各行业最高的，达到了30%～40%，“全社会都觉得房地产商十恶不赦，人人喊打，但其实真正手黑的是搞权力寻租的人。”
重庆市检察机关的调查也表明，商业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工程建设、医药购销领域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并呈现出向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及电信、金融等行业延伸的趋势。
在2006年重庆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中，领导干部涉案增多，县处级以上干部涉嫌犯罪的63人，占立案总数的29%。他们相当一部分掌握着单位、行业、部门的各种投资和经济交往的审批权或决策权。在尚未完全市场化和具有高利润、高回报的领域，“不少老板行贿其实是被迫的，因为不给好处就办不成事。”一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专家指出，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如果任由公权私化，干部深陷利益格局，可能导致“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造成政治和经济两大系统功能发生紊乱，致使地方党委、政府公信力丧失，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并引发群众与政府的尖锐对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畸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被所谓的“专车道”拖垮
记者调查发现，大型企业或知名企业家由于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遭遇“吃拿卡要”、“潜规则”的时候相对少一些，一些权力部门对他们往往有所忌惮。但是，中小企业却普遍缺乏与之抗衡的能力：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出局”。这种状况让不少中小老板深恶痛绝。
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
这种锐减也许有多种因素，但营商创业环境的问题不容回避。有学者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对中小企业各种名目的收费和罚款“特别多”，企业自主创业的“油水”几乎被榨干。
重庆某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一位科长，在任科长短短三个月内，利用文化行政审批的权力，不仅经常在娱乐场所免费吃喝玩乐，而且收受辖区网吧、印刷企业、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等经营者奉送的“红包”2.5万元。
2006年9月27日，一位自称是“小罗”的人要求变更网吧经营场所，这位科长在接受吃请后，直接了当索要3万元“好处费”。然而，这位科长这次撞上了“枪口”，“小罗”等人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派出的暗访组，所有过程都被摄像偷拍。这位科长后来交待说，自己认为索要对方现金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事情。
一位网吧老板说，网吧、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的选址及场所变更，不给好处办不成几乎成了人所尽知的“明规则”。一个科长就可以随便“收拾”我们这些小老板。
重庆市一位领导曾在干部大会上深有感触地说，类似情况在重庆还比较普遍，可以说每一个有审批权、检查权的部门都有一套“潜规则”，都有自己的“专车道”。不知道有多少项目被“埋葬”在这些“潜规则”下，也不知有多少企业被“拖垮”在这些“专车道”上。
记者发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少中小企业老板开始积极寻求政治地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参政议政热情明显升温，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也更为看重。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我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参政议政，使权力的运行更为公开透明，也许是遏止权力寻租的一个出路”。多位老板如此向记者表示。重庆市一位企业家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当上人大代表后，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明显“顺畅”多了，找“麻烦”的人少了，“但是也不可能每个企业家都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吧？”
“仇官”心理非理性释放的风险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失序或混乱无疑是大小老板们较为担心的局面。但是，如果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遏止，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宣泄中，一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往往会增加社会风险。
一位私营企业主就向记者如此“坦言”：有的地方群众上访闹事并非都会影响社会稳定，在某些官员权力无法受制约的情况下，群众通过“闹”来施加压力，上级领导或纪检部门就可能介入，有关官员在一段时间内就会被迫收敛自己的行为；这样的“博弈”结果对于中小企业主来说有好处。
2005年，因对“撤市改区”方案不满，中部某市上千居民围堵党政机关、堵塞高速公路，并发生一些打砸事件。此事发生后，当地流传着“老板出钱、混混出手”的“顺口溜”。据有关部门调查，由于一些矿老板对政府不满，于是借机出资，鼓动居民到政府闹事。有的竟然开价：上午去的30元/人，下午去的涨到50元/人，最高的达到了100元/人。当干部在做一名“矿老板”的工作时，对方居然说：“人可以不派，但钱我一定要出。”
而在三峡库区一城市因一对冒充公务员的夫妇殴打一“棒棒”引发的群体事件中，与包下酒店房间看热闹的房地产商小陈相比，建筑商小胡就显得兴奋。他几乎“忙”了一个通宵，一会儿到闹事现场看热闹，一会儿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与朋友传递信息。
他避开有关触犯法律的问题对记者说：“平常有好多怨气没地方说，说了也没有用，这次可痛快了！”小胡和他的朋友还表示，如果当时事态继续，自己虽然不便出面，但大家都愿意出钱来支持群众。在闹事现场，警方后来证实的确发现有人出钱雇人一车车往广场拉砖头，作为袭击政府机关、公安干警的武器。
专家指出，随着我国利益关系的调整，作为改革“受益者”的新兴阶层的心态变化会日益复杂。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中产阶层壮大、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各种文化思潮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象，极易产生社会冲突。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何遏制腐败，防止部分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引起各方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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