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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单位自建房，表面上会解决一些人的住房问题，但在更多单位的摩拳擦掌声中，必然是公权与房产开发关系的越发混乱，越发纠缠不清。鼓励单位自建房，具有病急乱投医、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的嫌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饮鸩止渴、开历史倒车的昏招。
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近日表示，广州正着手制订新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单位在货币分房和实物分房中二选一。据介绍，政策实施需要符合三个前置条件，那就是单位想利用自有地块建房，地块需要符合城市建设和土地使用两个规划的要求、地块本身产权明晰且企业拥有自建实力、单位内有未享受实物或货币分房的住房困难群体，这三项缺一不可。(《信息时报》1月26日)
在商品房价居高不下、个人集资房遭遇肠梗阻的当下，鼓励单位自建房不失为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新政。作为“有单位”的广州市民，无疑会看到了希望之光。然而，这是不是一个破解住房难题的好招呢？
判断一项政策是否进步，必须从其发展的终极目标入眼，放到历史背景下考量。社会学认为，从“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转变，是中国社会化的必然方向。以往大家什么都靠单位，“背靠单位好乘凉”，住房靠分、看病单位有医院、孩子上学单位办幼儿园，即使是结婚离婚也向单位报告，单位俨然一个“包办百事”的组织，不管麻雀大小，统统五脏俱全。但随着国企改革、社会优化资源配置等，一个基本的取向是弱化附加在单位身上的其他功能，学校、医院交给社会了，住房、汽车搞直接补助了，通过市场、社会力量来解决诸种生活问题，社区正成为民众生活的“新单位”，“小单位、大社会”背景下的“公民社区”正在建构。
就如此发展轨迹而言，在各省市纷纷取消单位自建房政策的语境里，广州市为了“缓解住房压力”，重新想起了鼓励单位自建房解决职工住房的“高招”，无疑具有病急乱投医、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的嫌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饮鸩止渴、开历史倒车的昏招。
首先，社会资源的蛋糕是固有大小的，当政府作出有利于某特定部分群体的取向时，需要绝对的慎重，避免制造“政策性”不公。虽然有“三个前提”，但对于擅长研究政策空子的国有企业、政府单位来说，有闲置土地、符合规划的条件，实在是小菜一碟，而“有未享受分房的住房困难群众”，更是简单，怎么还不能找到三五个来？有钱、有地、能跑来政策……作为小利益集团出现的单位，为了本部门员工的利益，会表现出巨大的力量来。土地开发的资源是有限的，鼓励单位自建房，只会令有限的资源迅速倾斜。此前，有媒体报道说山西忻州煤矿安监局仅有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有钱、有地、能跑来政策，这也算是经典注解了。
其次，大量单位自建房将阻碍、束缚社会的发展。我们为什么先后取消了福利医院、福利小区？那是因为“小单位、大社会”最符合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资源利用。自建房分房，形成新的福利区，在多个领域将形成新的倾斜，如此一来，只能让饱受诟病的灰色收入、隐性福利等得以助长。更重要的是，这将人为地强化公务员、国有企业在社会上的独特地位，将公权部门分出三六九等，对于旨在构建市场公平的时代，显然是不合适的。当下，一些单位变相搞集资建房倒也罢了，政府大张旗鼓地去鼓励，后果实在堪忧。
有人觉得，单位自建房跟个人集资建房没什么差别，实则不然。个人集资建房的跑政策，是建立在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单位自建房虽然也算是合作建房，却是建立在特殊单位的基础上，单位小集团更有活动能力，但这种能力恐怕已经不是单纯的跑政策，更多的是背靠单位特权，跑关系。更何况说，单位自建房首先便剥夺了“人人可参与”的基本平等，住房问题涉及到的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以不平等的划分方式来化解难题，固然“单位人”高兴了，但又岂能形成更大的社会共识？
鼓励单位自建房，表面上会解决一些人的住房问题，但在更多单位的摩拳擦掌声中，必然是公权与房产开发关系的越发混乱，越发纠缠不清。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违背基本社会公平、将制造更大乱局的招数，能因为它符合一小部分“单位人”的利益，便成为“高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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