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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不上浮加开专列多难平客流高峰，手段再翻新组织更严密票贩子仍猖狂
从2月3日至3月14日，今年为期40天的春运，因为铁道部“票价一律不上浮”的“新政”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据铁道部透露，铁路今年将完成1.56亿人次的巨大客流运送，和去年的1.44亿人次相比，又增长了8.3%之多。
“今年春运客流高峰的峰值可能更高，极度紧张的春运能力可能更加吃紧，铁路将面临比往年更大、更集中的客流压力。”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全国铁路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分析指出。
事实上，1月13日开行的首趟春运“农民工平安返乡”临客专列，距2月3日春运正式开始足足提前了21天。而北京也在1月27日正式宣布，提前10天进入春运。
春运期间乘车难，首先在于买票难。在今年春运车票不涨价的刺激下，票贩子也开始提前炒票。
与此同时，各地铁路警方打击行动时间表提前，力度也比往年更为严厉。广州铁路警方的“2007蓝盾一号行动”捷报频传，本月以来，抓获涉嫌制贩假票、非法倒票人员253名，缴获车票4762张，端掉窝点183个；哈尔滨、南昌等地铁路警方与代售单位签订了责任状；成都铁路公安处专门成立打票专业队，对旅客进行票源询问，从源头上遏制倒票违法犯罪活动……
历史长达三十余年手段翻新组织严密
然而，一些买不到火车票的旅客最终还是把目光转向了票贩子手中的高价票。
这是还没有买到票的小刚讲述的经历：
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要我跟她走。在经过一段不远的路之后，我在一个小卖部见到了四五位东北口音的男子。他们中的一位站起来跟我谈价格。
我知道自己要找的正是他们。我想买一张1月28日从北京到贵阳的火车票。我托了不下10个朋友，但没有任何结果。我还打算去火车站排队。但是另外一个朋友的经历打消了我的念头。他熬夜排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买到票。
在北京西客站，这样的故事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票贩子这一社会“怪胎”鲜明印记着时代的特征。自改革开放后，人、财、物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流通。对于当时尚在初步调整阶段的铁路客运来说，运力相对滞后，一时间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到20世纪90年代，铁路逐渐形成了民工流、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4大主要客流。春运期间，这4大客流相互叠加，加剧了车票的供求矛盾。票价于是越倒越高，利润也越来越大。从此，衍生出的“票贩子”这一行当并开始大规模地蔓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3名学者历时半年，对320名票贩子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北京站的票贩子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是票贩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后来因为西站的扩建、火车提速车次增加、票贩队伍壮大和铁路改革等原因，现在，票贩们普遍觉得“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广州票贩子的“猖狂”始于1994年。那时，广州火车站客运流量进一步增大。火车运力不足，倒票生意愈发红火。挖补、制造假火车票的违法犯罪分子逐渐增多，多数假票直到列车员发现“重座”、“重铺”时，才能确认。
1997年后，广州火车站票贩子更加疯狂。每到客运高峰，在售票窗口排上几天的队根本买不到票，身边却有无数票贩子兜售真假难辨的车票。票贩子们甚至堵住售票口不准售票，只准旅客以高价购买他们的票。
“在倒票初期，一张车票加价不过10元、20元。本世纪初，票贩子格外猖獗，一张火车票甚至加价到两三百，前几年春运期间，一个票贩团伙每月进账20多万元根本不是什么稀奇事！”一位有着多年经验的民警告诉记者。
铁路警方介绍，经历发育期和成长期后，贩票活动现在正在进入繁荣期。目前贩票队伍已由过去单打一发展为群体协作作案，基本形成了购票、倒手、拉客、成交一条龙。票贩内部形成金字塔型网络。塔尖的是“一道贩子”，控制若干二道贩子，每名二道贩子又控制若干三道贩子，直至处于塔底的“票串串”。票贩之间互不认识，分工严密。一张车票倒手少则三五次，多则七八次，才最终落到旅客手中。
知情人透露，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首先，要有一个精明能干的老大，他必须打通并维持好与车站人员、其他票贩团体乃至黑道势力的关系；同时，他还要对票务情况了如指掌，知道什么票紧缺，什么票可以卖个大价钱；最后，他必须有一群忠心耿耿并且守口如瓶的兄弟。
倒票利润的平均化，也分散了票贩的法律风险。警方抓获的大多数只是“票串串”，很难挖出票老板来。
现在的票贩子有了更强的反侦查能力。北京站公安段一位负责人说，现在车站附近的票贩子团伙往往有5至6道程序，第一个人在车站等需求，第二个人就到了胡同里，第三个更远，只要前面的人觉得情况不好，马上就会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告诉后方的人注意———“警察来了，快跑。”
“一般来说，最后一个环节一般就是孕妇或者抱小孩的妇女，按照规定，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能抓的。”这位负责人说。
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票贩子发现任何不安全因素，都会马上终止交易。有时，干脆会让买票的打车在站前不停地转圈，以观察有无警察跟随，有时则在出租车上交易。
这些都表明，移动的票贩子售票网络正在有意识地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简单至极，隐蔽至极，打击、侦破几乎无据可依，更无现场可攻。
铁路部门围追堵截年年打击屡打不绝
为此，铁路部门想尽了办法对票贩子围追堵截，惩处的措施也不可谓不严厉。
2003年，各地展开“会战”行动，清理打击票贩子。
2004年，全国铁路民警“大兵团作战”，多警联动，密织法网，抓获票贩子11686人，打掉倒票团伙和窝点607个，缴获有效车票44337张，折款584.6万余元，收缴制贩的假票46640张，在抓获票贩子、收缴车票数、折款总值和侦破制贩假票案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新突破。
2005年，全国各地代号不同的“铁鹰”行动、“天剑”行动等此起彼伏。
2006年春运，铁路公安部门在全国组织开展了集中打击票贩子的“蓝盾行动”，7万多警力投入春运一线。摄像监控等高科技手段也被用于打击倒票行为。
“这么多年都这样，习惯了。”一位有着多年经验的民警说：“年年工作重点都是打击票贩子。”
然而，许多票贩子因倒票被处理十次甚至几十次已成常态。但处理完毕后，他们依然故我。这其中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北京站公安段一位负责人说，票贩子猖獗，是因为这里面有利益，根本的原因还是运力紧张。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如果现在这种“僧多粥少”的供求格局得不到改变，票贩子是很难真正绝迹的。
罚款难以震慑票贩缺乏约束难治内鬼
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2006年3月1日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提高了倒卖有价证券者的罚款额度，但是把治安拘留由15天改为5天以上，10天以下。
对这些票贩子来说，显然罚款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抓住了罚款还好，拘留15天的话今年就没法赚了。”这是一个票贩子吐露的“心声”。
据票贩供述和铁路公安方面证实，票贩的车票来源有三大渠道：雇人大量购车票，利用异地售票时间差购票和利用关系购团体票。
业内人士指出，票贩子们“精耕细作”着“车票业务”，而且“急乘客所急”、“想乘客所想”，“多方组织票源”，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要求，总能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相比之下，有关部门的打击行动则是“粗线条”的分工。打击效果难尽如人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此，铁路部门的同志也有一肚子苦衷。
“如果铁路对票贩子不闻不问，甚至故意纵容，确实该遭到严厉批评，可事实并非如此。”铁道部运输局客运营销处处长陈杰认为，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有两个衡量标准。一是看铁路公安系统对打击票贩子是否重视，打击措施是否得力。二是看铁路客票管理制度是否严格，是否有内部职工参与其中，发现问题惩治是否严厉、及时。
据了解，铁道部三令五申不准以票谋私，并且为了遏制倒票活动，铁路部门对售票员实行“当班不准带手机、不准带私款”，对内外勾结参与倒票者一律处以下岗，并连带追究领导责任等有针对性的制度。
这些措施让“内鬼”得到了基本遏制，但是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约束惩罚机制，加之在一些车站中，为促进销票效益，还规定了售票员的售票数量与奖金挂钩，导致极少数售票员明知购票人是票贩仍然屡次将大量车票售出，甚至将大量车票预留给票贩，相互勾结进行倒票。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另外一个原因是，铁路和地方民警缺乏合作，使倒票活动防范和打击难度增大。铁路和地方民警各管一块，容易存在“铁路公安部门只负责管辖铁路沿线、车站和站外广场等区域”，以及“打击票贩子属于铁路公安的管辖范围，不便多插手”的认识误区。于是，票贩子便乘虚而入，在这个“真空地带”大行其道。
警方人士认为，旅客向票贩子购票，助长了票贩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旅客都能到铁路售票网点购票，就如同釜底抽薪，票贩子将失去市场需求，必然销声匿迹。
然而，这些想法终究不能代表所有旅客的实际情况。在“回家团圆过春节”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的今天，对于那些归心似箭、不愿花时间排队的旅客而言，票贩子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实名制缺乏操作性终结票贩尚需良策
那么，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有效遏制票贩子猖獗的势头呢？有人大代表建议，铁路可借鉴民航实行售票身份证登记制度。然而，陈杰认为，这在现阶段缺乏可操作性，“民航春运发送约800万人，铁路要发送1亿多人，目前的铁路计算机售票系统，可保证最快售票时间20秒，如果要输入身份证号码，时间起码要延长一倍。”此外，春运高峰期上车查验身份证，也将给旅客带来不便。
一张车票载不动过重的负荷，应该让车票“简单”些。有关专家指出，这个责任本来是铁路部门义不容辞的，如果铁路部门“无能为力”，那么公安和政府部门就该介入。
“用最严格的制度和办法规范售票管理，坚决杜绝铁路内部有组织的票外加价行为”。同时，“始终保持对票贩子的高压态势，加大打击力度，确保人民群众利益不受侵害”。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席掷地有声的话，让即将加入春运大潮的人们似乎看到了些许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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