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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部门向固定电话用户收取月租费是十足的‘霸王条款’。”江苏省政协委员孙达华在出席江苏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时不客气地指出。
孙是江苏省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他告诉记者，收取固定电话月租费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南京市，每个用户为此每月要付出21.6元人民币。南京固定电话用户已超过300万户，每年要付出6亿多元。
面对孙达华提出的提案，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苏少林表示，固定电话月租费能否取消的权力掌握在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手中，省级通信管理机构没有权力取消这项收费，但江苏电信部门已在变相降低费用。
在中国各地正在陆续召开的地方政协会议上，越来越多像孙达华这样的政协委员对地方的社会、经济事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力求能真正解决问题，政协委员们的参政议政也悄悄地变得“强硬”起来。
“不要扯远了，请直接回答问题，就说你晓得还是不晓得？具体该怎么办？”在重庆市民代表座谈会上，重庆市政协委员雷亨顺当场打断重庆市教委一名副主任的话。当这名官员依然在讲“客套话”时，雷亨顺再次打断他：“请回答问题直接一些！就说对这个情况了不了解，怎么办就行了。”
座谈会上，雷亨顺公开表示：“今年，我将关注市民代表反映的问题。这是本届政协的最后一年，我希望在明年换届交接时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的话赢得了在场市民的热烈掌声。
在上海，为了让市民能放心地外出就餐，上海市政协主席蒋以任到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进行“主席调研”，“让百姓放心吃肉”。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上海政协委员还多次对一些小饭店进行“突然袭击”，让这些不能一直保持清洁的小饭店“手忙脚乱”。政协委员们对曾经检查过的上海宝山牧场和乳品企业还杀了“回马枪”，从奶牛的健康状况到环境卫生，从乳品生产、运输、储藏到抵达消费者手中，每一个环节的卫生安全都受到了政协委员们仔细“盘查”。
在对上海地铁票价调整方案提出意见时，政协委员反复进行探讨，有的委员还专门乘坐地铁，一站站体验票价与行程的关系。委员们最终认为，物价局提出的“涨2元方案”涨价太多了，应该涨1元。上海市物价局采纳了政协委员的建议。
南京大学教授崔之清说，政协委员们受民众委托，参加政协会议，不是在完成一个仪式，而是关乎民主机制的落实。只有委员与政府官员敢于在会场里针尖对麦芒，围绕民生难题充分争论，会场外的老百姓才能享受到权力制衡、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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