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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升“国标”
与GMP认证改革并行的是2002年开始的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的整顿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药品存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地方标准药品的质量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中成药地方标准品种多、涉及的生产企业也多，达1666家。药监局规定，从2002年12月1日起，大部分上市药品将统一使用国药准字的文号，药品的地方标准将不复存在。
“当时由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豫卫药、鲁卫药等，国卫药等，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并存，很难管理。在2002年，药监局用一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的整顿，统一为国家标准。目前看来，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药监局某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体制改革的方向完全正确，但是没有相应的监督体系存在，就给了很多人牟取私利的机会。GMP认证和“地标”升“国标”两项工作，体系的漏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没有钱，即使合格的企业也拿不到GMP证书，企业为了生存，只能用钱进行交易，而对一些不合格的企业，更是有机可乘。”某医药公司工作人员说。
“‘地标’升‘国标’，上交到省里是每个药品要交1万元，想拿到国家标准，必须上交20万～50万元不等的费用，才能完成这个过程。”知情人告诉记者。
“地标”升“国标”的过程中，药监局专门设置了地标办、国典委员会，但是最终的审批权掌握在了郑筱萸曾经的秘书曹文庄的手上。据内部人士透露，单一个吉林省就卖出了1000个批文，还有1600多批文飞向全国各个省市。
齐二药、欣弗事件之后，药监局某官员曾对本报记者说：“这些事件不是偶然也不是独立的。”从医药企业的GMP认证，到药品批号的审批上，是各个层面的漏洞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但齐二药、欣弗事件发生后，卸任的郑筱萸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竟然异常坦然：“国家这样大，药品这样多，不可能每个都监管得不出一点问题，出现这样的事件是很正常的。”
新药定义、内审中的漏洞
除了GMP认证和“地标”升“国标”外，新药的审批也存在着极大漏洞。
1999年4月22日通过的《新药审批办法》(下称《办法》)，第二条中明确指出了新药的定义。
新药指我国未生产过的药品。已生产的药品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增加新的适应症或制成新的复方制剂，亦按新药管理。
关于新药的定义，在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修订)》中，修改为：新药指未在我国上市销售过的药品，将原来的“生产”，改为“上市销售”。新药定义的变化，给企业创造了偷梁换柱的机会。
“美国对新药的定义是一种新的化合物出现，而不是没有上市销售为准。”俞德超告诉记者。
以上市与否的定义，导致出现了药监局每年批上万种新药的局面，为一药多名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同等成分的药，加上一点不影响药效的成分，反正到了药监局，只要你申请的药比别人有稍微的不同，就可以按照新药来生产。批号越多，药监局收的钱也越多，不但起不到监督的作用，反而鼓励企业不去创新。”一位医药专家告诉记者。
2000年开始，郑筱萸就对药品审批程序进行了改革，提出药品审评向内审转移这样一个目标。将原先审批药品的固定专家委员会变为专家库，分科分类随机遴选专家参加审评，这种方式对于保证审评的公正、公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不过，郑筱萸后来表示，专家库的方式还不是最理想的审评方式，他提出可以执行内审，使得审评人员的位置相对固定，责任明确，不再是审完就走人，出了问题是要追究责任的。
正常药品审批中，药品审评资料送到药品审评中心，再经过6个月时间审评，100%合格后才能到注册处，然后再经过20个工作日的行政审评，才到局长郑筱萸处拿生产批号，这个过程一般需要10个月时间。知情人士表示，一般1年时间能拿到生产批号就已经不错了。
“但是曹文庄在位时，从来不走正常程序，1周之后就可以拿到生产批号，因为他是通过内部组织专家进行内审，只要有钱，企业就能用最短的时间拿到药品生产批号。”某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钱就批得快，没有钱就等吧。不说不合格，也不说缺材料，反正就是这样耗着。”某医药公司的老总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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