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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从何而来
5年勤工俭学提供思考素材
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广安少年邓小平和8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赴法勤工俭学。这是重庆爱国人士创办的“华法教育会”所推动的一次留法热潮。
当兴冲冲的留学生抵达法国的时候，正好看到了一轮资本主义经济的“寒潮”。因为战时管制经济的衰退，工厂大量停工，几十万退伍军人失业。在法国南部施奈德钢铁厂一个月的做工使邓小平一下子体会到了“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当时正值法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之时，财政紧张促使法国政府大量增加货币发行，导致物价飞涨，一年内面包价格就涨了近6倍。留法的学生们都忍饥挨饿。
当1922年初法国经济复苏时，邓小平到了蒙达尼城夏莱特镇上生产橡胶的哈金森工厂当临时工，他后来回忆说，“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
学者们注意到，从邓小平1920年10月19日到达法国到1926年1月7日离开法国，这五年零四个月，正好是法国经济从危机、萧条、复苏到高涨的一整个周期。在这个现代工业比较发达、市场经济运作已十分成熟的国家的底层生活，很显然使青年时期的邓小平对市场经济运作有了切身的感受。
从邓小平后来在国企改革上的思路和跟薄一波所说的“是真正在工厂当过工人”的话，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给他的影响。从后期他鼓励包干落实责任制的举措也能看出他接受了法国成熟市场经济的就业失业制度所带来的激励效应，甚至后来价格改革举措也能从当时法国的市场自由定价机制中找出端倪。
应该说，法国5年的勤工俭学经历，为他日后决策乃至晚年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相当的思考素材。
离开法国之后，邓小平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他了解到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迅即转向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市场价值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并参与市场活动，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重建国家银行和专业银行。
59年后，邓小平说到了这段生活留下的印象，“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926年底，回国后的邓小平便投入到革命、起义、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在1940年之后，他在留法、留苏时形成的市场思想，在太行区根据地建设中首次运用。
在边区推行激励机制
上世纪40年代初的边区除了打仗，要面对的困难还有本地农业经济的凋敝和日本侵略军的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政策”。邓小平所在地区的境遇似乎更糟糕：1942年和1943年，太行区发生了严重旱灾，农业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1943年接连又发生了蝗灾。
在1940年前，太行区对敌占区的贸易采取的是“经济绝交”的办法，甚至规定卖东西给敌占区就是“资敌”。这时候，“开始注意经济问题”的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做法。
1941年6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贸易暂行条令》、《征收出入境税条例》和《特种出口贸易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不仅对内提倡“贸易自由”，给予老百姓生产、经营、销售、定价的自由权，并健全税收和贸易组织，派出干部团结一批商人，并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战争条件下，安排了平汉路东西两侧和太行、太岳、白晋路两侧的物资交流，用核桃、桃仁、花椒、皮毛等农副土特产品从敌占区市场上换回需要的棉布、药品、纸张、墨水等工业品。
这时候的太行区所实施的大生产运动处处都洋溢着激励机制。当很多边区大生产运动积极分子会被极“左”思想扣上“搞资本主义”、“富农思想”帽子时，邓小平却提出制定“奖勤罚懒”制度的建议。他说：“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他把给予个人生产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奖金额竟然提高到了200元到300元，那时候，上到师长刘伯承下到普通士兵的每月津贴只是1.5元到3元。
在“奖勤罚懒”思想的指导下，1944年4月1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很快公布了在边区顿时名声大震的《滕杨方案》(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的方案)。该方案极为大胆地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70%归己；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等，“全归自得”。
太行区的市场通达和物价稳定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称赞。1943年后的太行区克服了灾荒影响，“且有部分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而“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全国解放前夕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时，太行区冀南银行钞票与晋察冀边区货币比值为1∶10，与晋绥币的比值为1∶20。
反思“大跃进”
从现存和公布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论在西南局制定调整工商业政策，还是在任财政部长时解决预算平衡问题，或是在“大跃进”中对“左”倾冒险进行反思，以及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对包产到户的支持，都能看出邓小平独特的用市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处理经济问题的风格。
被任命为政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是在1952年7月进京的，1953年就是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财政还是在转轨中出现了危机。这年3月底，全年的总预备费就花光了，出现了21万亿元的赤字。
9月开始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在1954年1月作了《财经工作的六条方针》，这是我国最早对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冲击的改革举措。其主要内容有三条：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以及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结余不上缴这条因为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完全不合，一度遭到一些同志及苏联专家的反对，但邓小平还是坚持不改，“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
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的这两三年时期，因为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已经呈现，这一代高层领导都在尝试着走“新经济政策”。
但1958年“大炼钢铁”打断了国民经济计划。为扭转“大跃进”带来的国营工业的管理混乱、生产无序和效益低下问题，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试图通过责任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来着手企业整顿。这里面所隐含的市场倾向在几年后一度被“四人帮”给读出来，并进行挞伐。
这段时期的农业包产到户试验也中途受挫。就在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因主张包产到户改革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受批判时，邓小平却还在力挺“包产到户”。他在1962年7月把刘伯承在军事上经常讲的“黄猫黑猫”理论借鉴到农业生产上，说“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还说，“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几年后，在江西，当即将结束3年零5个月庶民生活的邓小平被获准外出参观，在观看电影《红灯记》时，他借那个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改掉“钱”姓的事情，发挥说，“没钱能干什么，国家穷、人穷，不就是没有钱嘛！”
有学者认为，纳入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运作的“大跃进”的失败似乎暗含了计划经济体制不灵的结论。或许，邓小平等领导人和整个社会已经从中获得重要启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制度安排，不仅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经济比例失调和生产力的破坏，相反，它的弹性之大，甚至可以包容“大跃进”这样一个完全违背常识和规律的、凭主观意志决定的空想计划并得以畅行，却没有制度自身的校正机制，这说明这种制度安排是有致命缺陷的。
复出后的邓小平几乎不提计划经济这个词汇，他在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将所有时间都花费在国民经济的具体部署工作上，没有关于商品、市场的任何论述。他似乎还在思考。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当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他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是修修补补还是另起炉灶？
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据于光远提供的材料，在闭幕讲话提纲上，邓小平曾经亲笔写道，“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
那一代的经济学家大多都记得1979年4月的无锡会议——389人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第二次全国性讨论会。不少经济学家在讨论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这年，邓小平做了创办经济特区、支持包干到户、扩大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试点范围等工作。
时间到了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关于“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的提问显然触动了邓小平。在这个特定的语言场景中，他长期积累的市场经济思想第一次系统地表达出来：“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
个别学者认为，邓小平当时策略地使用了“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的提法，这跟李先念1978年9月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以及陈云1979年4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基本吻合，在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还没有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中完全解放出来时，这样的提法能减少改革起步时上下阻力，争取更多的支持。
这以后，他于1984年9月11日同意国务院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1987年2月6日，根据邓小平“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的谈话精神，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1989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的出现，把计划和市场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直接联系起来，市场经济究竟姓“资”姓“社”的争论又起硝烟，邓小平在1990年12月至1992年2月连续多次谈话中，以更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宣传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终使党在十四大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由此完成了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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