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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2洄旋与加速
尽管“三产”尚未能真正取代“二产”，成为中国航船的主引擎，但在动力源上，外需却及时弥补了后劲不足的内需，使得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千年后开始触底反弹。
“千年虫“没有发作，让全世界以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走入了新千年。当这一年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出台后，官员和学者们也大都松了一口气：“通缩病”似乎不治而愈，经济增长时隔两年也再次回到了8%。
在1976、1988连续两个龙年成为“多灾之年”后，200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难得的风调雨顺。而中国宏观经济的“中兴”，主要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顺风顺水。2000年是13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增长4.7%)，世界贸易额的增长(12%)也出现了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1年的故事，则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外因决定论”。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和“9·11”事件引发的全球恐怖阴影，世界经济增长在这一年再次跌入冷战结束以后的最低谷。中国经济则在这一年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缩，经济增长率创下了10年来的次低点(7.5%)，中国股市也开始了历史上最漫长的熊市。
但作为世界“20年来最黑暗的一年”，2001年也成为了中国经济“黎明前的黑暗”。
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使得全球流动性迅速增加；小布什的上台后恢复老布什的减税政策和增加国防开支，使得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消费急剧扩大，为全球贸易和中国的出口打了“强心剂”；1998年起开始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制造的“刚性需求”与1999年开始的“黄金周”政策制造的“弹性需求”，开始集中释放；新一轮“换届效应”和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政策的结合，启动了新一轮投资热……内需、外需、投资增长合力将200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拉回到了8%。
而从1997年开始的连续六年的“七上八下”，在中国宏观经济的K线图上画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W底。
此时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下降周期，但问题是，就像1997年中国突然进入过剩经济时，没有人意料到中国经济在此后竟然会经历如此漫长的煎熬，这次同样没有人意料到，在用六年的时间构筑完一个巨大的W底之后，厚积薄发的中国经济竟然会在后来的四年中走出一个让全世界感到亢奋的巨大牛市。
2003-2007年：超速隐忧
导致中国经济在2002年触底回升的内外部因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大多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几乎是从由凉转温直接到了热得发烫的地步。
经济过热的迹象在2003年初便已出现，但大自然的“无形之手”再次强势扰动了世界与中国经济航船的罗盘。至今来源不明的非典病毒，在21世纪的第一个癸未年制造了上世纪20年代末“西班牙流感”之后最大规模的人类疫情恐慌，尽管后来仅仅把非典定级为一种乙类传染病。这再次证明：人类的全球流动和分工，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扰动能力的增强，在某些方面正使得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更加弱不禁风。
但人类需要修正的，仅仅是对大自然的过分扰动，而对大自然未知世界的探索却是更科学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必要路线图。中国载人飞船在癸未之秋的成功上天，一时将非典引起的对自然力量的恐慌消散于无形。
非典带来的恐慌与对前几年内经济过冷的“熊市思维”，将中国宏观调控的时钟至少拨慢了一年，但中国政治与社会信息透明度的建设，却由此加快。
在2004年的“两会”期间，厉以宁和吴敬琏就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进行了一场“决战紫禁城”式舌战后，中央政府很快明确发出了宏观调控的信号。但最快和最强烈的反应居然来自海外市场，从汉城到纽约的世界各大股市，竟然同时发生剧烈下跌和震荡——全世界的投资者以用手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中国“利益相关者”的身份。而在数月前，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G8峰会，应当是对这一身份下意识的主动确认。
事实上，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周期、利率政策以及通胀走势等呈现出空前的同步性表明，融入和正在融入全球市场的各个经济体都是“利益相关者”——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流世界对某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刻意恭维或责任推诿。
全球的各主要经济体尚未坐在一条船上，但它们至少已经是历史长河中分工日趋明细，而进退日益同步的船队。这个船队同样正穿行于大河的中游——告别了物质总量短缺、穿行于上游急流峡谷的年代，但航行的外部环境仍充满着未知的浅滩和暗流，距离自由世界的大海更是路途遥遥。
曾有人统计，在现代航运领域，发生在内河航运的事故概率远胜于海运，而相对于险在明处的上游和平稳宽阔的下游，中游往往又是事故最多的发航段。尽管水无常形却有其常规，在中国经济航船穿越历史三峡之时离去的一代伟人，其智慧遗产的最大意义，正是作为建瓴于峡口高山上的灯塔，为在大河中游艰难跋涉却渐行渐远的航船，作出背后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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