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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总理上书的李昌平：个人只是浮萍
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
2000年上书总理直陈“三农”问题，获得在湖北省监利县改革试点支持。几个月后试点失败。现供职于香港乐施会。
2000年2月，我上书总理，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央领导批示后，湖北省随即要求我在监利县棋盘乡进行一场解决突出问题的改革试点；但几个月后当地提出要将我调到外市。
我那时候就只是想做点事情，抱着希望，觉得可以改变。
但是从7个批示(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都做出批示，认为情况属实，应该进行改革试点)到1个半月的改革结束，再到说服我要把我调走，我就明白事情只能这样了。
离开监利县后，我做过深圳蓝田公司的经理，《中国改革》的编辑，现在是香港乐施会的项目官员和团队顾问。
我现在就是浮萍，风往那里吹，我就飘向哪里。
之后做的这些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是一个劳动者，只是去做好自己的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想法了。
你们问我今后会不会想着去担当一些社会责任。我没有这么想过。在我们传统的想法中总是要去做出些什么改变些什么，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些想法是错的。很多时候，可能非但不会有正面的作用，还会有些误解和反作用。
2003年出关于农村的“1号文件”的时候，我写文章说它“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有人就跟我说，李昌平，你有什么意见就跟我说嘛，不要在媒体上说“1号文件”怎么怎么的。后来我也就不说了。
现在，我也很少和人家争论。没有什么意思，人家会认为你是个疯子。我现在只是偶尔会写些小文章，赚点小稿费，大文章人家也不看。
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的农村改革回不去了。90年代之后在农村搞专营，搞产业化，其实是把垄断的权力给了少数有官方背景的人。他们专营，并且做大龙头企业，农民就没有权利分享这部分的利益了。现在种地养殖之外的那些部门已经完全和普通农民没有关系了。加工业、流通业、金融业、科技产品，这些领域的收益已经不归农民了。
所以说现在的农业改革已经完全改变了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性质，把农民挤压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中，在产业链的下游，这样农民收入的增长前景能乐观吗？
80年代，农民和基层官员很有能力很有想法，可以放手干，乡镇企业半壁河山，整个农村改革都走在前面。
现在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官员就不如以前了？不是的。是很多政策和法律束缚住手脚了，农民有力无处使。想要动土地，土地动不了；金融，有金融法规束缚；想要组织起来，找不到合适的法律依据……
可以为农民说话的应该还有知识分子阶层，但是知识分子阶层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大众根本就听不懂，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中。他会拿着西方的那套理论来批判，甚至是骂农民、工人，还说是在启蒙。但是事实上一点意义也没有。
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应该用中国式的话语来解读中国问题。过分沉迷西方话语，是找不到出路的。当然还要超越左与右之争。陷于左右，陷于西方话语，这样的知识分子只会贻害中国。
离开监利之后，我也常会回去看一下。
这几年农村还可以了，至少比90年代时要好。主要的变化是免交农业税后，农民每年少交几百块钱。
你别看只是几百块，对于农民而言还是很重要，能够做很多事情。农民的负担有两部分，显性的包括税费这些，隐形的包括医疗费用、生孩子、读书这些。现在农民的显性负担少了一些，但是隐性负担还很重。
免收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也没有太多变化。就是不收钱了，清闲了点。社会发展有他自己的规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会有一些突破。所以可能这个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一步。现在的农民、下岗工人都很草根，从话语权上可以忽略不计。但也许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真的可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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