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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法官孙艳艳：生活在继续
1998年面临高考，父母双双下岗。
2001年考上大学。
2006年成为当地公务员。
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苏北的一个小县城读初二。那时尚且懵懂的我们只知道去世的是现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却不曾想过，这场由他定下总基调并且仍然在席卷中国大地的改革，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深刻的变化和影响。
1998年初的一天，即将面临中考的我，看着妈妈默默地为爸爸收拾东西。差不多一年前，在粮食部门工作的父母双双下岗，每人每月只能领到150元的生活费，家里原本和粮食部门一样红火的日子变得越来越拮据。于是爸爸决定到徐州的一个战友处打工，在我中考冲刺的时候，爸爸远在另一个城市。
1998年秋天，我考进了县城里的重点中学，开始了高中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江苏省乃至全国的高考改革已经拉开了大幕。谁也不知道明年的高考又会变成什么模样，我们这些学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以不变应万变。
与此同时，高校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考似乎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激烈，而是变得容易许多，更多的学生得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实际上，热门地区、热门学校的热门专业依然是大多数学生可望不可即。
2001秋，我打起背包、拿着通知书，走进南京一所大学的法律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爸妈，独立生活。
尽管大学里每年将近一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还不时让父母犯难，但凭借着国家的助学贷款，我还是安心地进行着自己的学业。低息、无息的助学贷款，让如我这般家境困难的学生有勇气和可能完成我们的大学。它不像救济那样使人难堪，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接受施舍，而是在用努力为自己的未来埋单。它还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家庭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并不是被遗忘的一群。
大二那年，就已经感受到就业市场的人满为患。高校的连年扩招让考大学变得容易，也让找工作变得难了。如此多的毕业生涌向各种各样的招聘会，去竞争那些以前也许根本看不上眼的职位。法律，这个曾经的热门专业，也因为各个学校的不断做大、做综合、滥设法律系而迅速贬值。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考研，有的是想通过深造来提升自己找工作时的竞争力，有的只是想回避找工作的巨大压力。
2006年3月，我大学毕业已经快一年了，经历了很多次不成功的应聘，我决定报名参加当年的江苏省公务员考试。
一个月后，笔试结果公布，我排名第一。然而这个好消息只让我高兴了几分钟，随之而来的是疑虑，因为听到太多关于公务员招录时严重的暗箱操作。
面试那天，我感受到的是更加严格、透明、公平的考试形式和氛围。所有考官和考生都必须在七点钟进入考场，上交、封存通讯工具。候考室里，考生们临时抽签决定每个人进场的序号；考官们也在同时进行抽签来决定他们将去往哪个考场。准备，五分钟阅读材料，二十分钟面对面答题，七个考官现场打分，计分员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现场计算出最后成绩，主考官在分数单上签字，之后我当场拿到了自己的分数——全场最高的84.5分。我不凭关系、不凭钱财、不凭“招呼”，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现在，我所在的法院系统正在经历一场诉讼费用收取制度的变革。诉讼费用的骤减，让其不能再成为法院创收的来源，维护了法院公正廉洁的形象，但是此举也使得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办公经费更加紧张。大家等待着财政支持政策的出台，如果该配套政策无法实现或者最终要法院的运转依赖地方财政，势必会让已经艰难的司法独立雪上加霜。
一年前，爸爸改跑出租车。家乡那个不大的出租车市场已经饱和了，油价一涨再涨，出租车的起步价却一直涨不起来，起码有一半出租车的后窗上都写着“转让”二字。
弟弟去年夏天考入高中。高考形式依然在不断变化，按照最新的制度，学生从高一开始，每一场会考都可能决定他们最终能被录取怎样的学校；全县每年有几万考生参加中考，除了一千名左右的优等生能免费或者交纳几百元的学费就可读书外，剩下的学生按分数高低，要交纳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入学费。这些收费，让许多家庭从孩子上高中时就不堪重负。
大学里的学弟学妹们正在经历毕业的洗礼。找工作、考公务员、考研的竞争都变得越发激烈；每年需要工作的人有增无减；许多学校研究生的扩招，必将造成并且已经开始造成研究生的贬值。
生活在继续，旧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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