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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大桥
本世纪初，杜世成提出“大青岛”的概念，即把黄岛、红岛、青岛连成一片开发，把胶州湾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内陆湖”。跨海大桥就是“大青岛”规划的实施项目之一，但它引起了很多人反对。
早在1990年代，青岛的专家们就多次论证过如何解决“青(岛)黄(岛)不接”的问题，专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有4个，一是轮渡，早就实现了，但需与国际接轨，搞大轮渡。二是环胶州湾高速公路，现在运量已经饱和。三是海底隧道。四是跨海大桥。其中，跨海大桥是最长、也是最差的一条线。
当时，专家们大多力主建海底隧道，它造价低，技术成熟，建成后可全天候通行，不受天气、战争等因素影响。
但一些搞桥梁研究的专家力主建桥，因为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有用武之地。两派争来争去，力主建桥的占了上风，因为杜世成支持建桥。“隧道建在海底，没人能看得见；跨海大桥一建，就是个形象工程。”青岛大学的一名教授说。
青岛是著名的海港旅游城市，但还没有一座可以代表城市形象的超大型或大型标志性建筑，而跨海大桥将填补这一空白，吸引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城市最壮观的新景点。“不管多少年以后，一提起跨海大桥是谁修的？杜世成！”这名教授分析说。
最初，跨海大桥设计在胶州湾入口处，这里是青岛与黄岛距离最短的地方，但该方案被军方否决，理由是如果发生战争，大桥被炸毁，胶州湾全部堵塞，军舰都出不来了。
最后定下的方案是，跨海大桥挪到胶州湾的中间，从东端的李村河收费站起，向西直到黄岛出口，主线全长26.7公里，把胶州湾一分为二。批评者说，大桥每延长1米，造价就增加很多；本来胶州湾可以进出10万吨级的船只，现在北面只能进去万吨级的船了，等于是把未来的港口也破坏了。
建桥资金从哪儿来？“这是市政工程，中央不会拿钱，能批准你建就不错了。”一名知情者告诉记者，“青岛市每年财政收入二三百亿，能用于市政建设的顶多20来亿。市政府开始想引进国外财团，也确实有国外财团感兴趣，英国、法国、日本、台湾的财团都来过。跨海大桥的规划是青岛市委托上海同济大学搞的，测算的投入产出比老外不相信，自己一算，建这座桥得不偿失，都走了。市里又与台湾财团商量，拿黄岛的1万亩土地来换项目，台湾财团不敢要，也走了。最后没办法，只好自己建，让山东高速集团接下来，将跨海大桥与胶州湾高速捆绑经营，25年后再将产权移交给青岛市政府。”
一名知情者说，在海湾里建大桥，建设成本近100亿，维护成本就得500亿。等于是600亿的造价，节省了30公里的路，而高速公路的造价与维护费的比例则只有1∶1。
山东省交通科研所研究员许云飞说：“2005年，我专门到青岛一次，千方百计想阻止跨海大桥的建设，结果还是没成功。青岛市政府说现有的胶州湾高速交通已经满了，所以要修这个大桥。我说很简单，在现有的胶州湾公路旁边增加4个车道，不就解决问题了……”他介绍说，目前，胶州湾高速公路两边都是荒地，一边增加2个车道，投资25亿就够了。
刘洪滨教授说，如果大桥建成，开车从青岛过桥到黄岛，比走胶州湾高速缩短30公里，节省20分钟时间，但费用将会高出很多，司机偶尔走一次可以，就当是看风景，每次都走就受不了。
青岛是个多雾城市，每年四五十天都是雾天。每逢大雾，或者大风、雨雪天气，跨海大桥就得关闭。“路上6级风，到桥上就变成了8级风；下点小雪，路上没事儿，桥上就会结冰。所以，跨海大桥是个花瓶。”刘洪滨教授说。
重要的是决策机制
受访中，青岛市民普遍认为，青岛有过3个好市长，第一个是沈鸿烈(1931至1937年任青岛市长)、第二个是张敬焘(1960年11月至1966年5月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1963年10月至1966年4月兼任青岛市市长)、第三个是俞正声。
沈鸿烈修建平民院，供劳苦大众居住；在路边建小亭子，让拉板车的人在此歇脚，喝水乘凉。青岛多山路，沈鸿烈在台阶两边铺上斜石板，让车夫拉着车也能上去。沈鸿烈还在青岛建了12所模范小学，有的直到1990年代还在使用。
张敬焘任市长时，开青岛市棚户区改造之先河，盖新楼分给普通市民。老百姓叫它“幸福楼”。
俞正声在任时，青岛市的名牌产品遍地开花。
1997年，俞正声离开青岛时，检讨说自己最大的失误，就是当初同意在东海路以南的海边盖房子，这口子一开，后面的领导跟着批地盖楼，现在东海路以南竖起了一幢幢高楼，犹如一座座大山，挡住了城市的视线，有的别墅和楼房离大海只有20米了。俞正声认为海边应该视野开阔，老远的地方都能看到海。“但现在已经建成高楼了，没办法。”
其实，青岛市早就有地方性法规，离海200米以内禁止建任何建筑物，但这一规定屡被突破。有人在网上发文调侃，题目是《假如美军胆敢入侵青岛，惨败！》，其中写道：“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发射水下导弹，由于错误相信规划局所讲青岛海边200米内没有高层建筑，计算导弹出水面角度有误，准备打到北京的导弹全部被‘大公海岸’公寓楼拦截……美军的重型坦克从栈桥登陆，所向无敌。结果在东西快速路上被全歼，其中大部分在延安路的三车道变两车道时追尾。美国将军感叹中国人确实厉害，美国设计专家没有军事头脑……”
有一次，杜世成问部下：沈鸿烈是国民党的市长，为什么青岛人还说他是好市长？杜为此感到迷惑。
接近杜世成的人士说，杜书记的致命弱点是爱抓权，对具体工作管得太细，手伸得太长。政府的事本来应该由市长说了算，但杜书记也经常插手，创下过一个月批32份政府文件的记录。杜世成盛气凌人，对市政府主要领导也照样训斥，不留情面。
一名市人大领导私下发牢骚说：“现在什么事都是老杜说了算！”以至于人大不得不委婉地反映自己的意见。
以前的市领导爱听专家建言，杜世成不爱听。不爱听就算了，但杜还喜欢走形式。他搞了个“市民月”——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7月定为“市民参政月”，专门征求市民意见。“这就是个大忽悠，你要听市民的意见，什么时候都能听，何必非要集中在7月份听？”青岛一名大学教授说。但也有人说，市民月确实改善了政府形象，拉近了官员与百姓的距离。
在接近杜世成的人眼里，杜接受新东西很快，爱喊口号，爱做面子上的事。比如上面提“创新型城市”，他马上就提“建设创新型城市”，上面提“生态型城市”，他跟着就提“建设生态型城市”。
青岛是国内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杜世成很爱把青岛跟其他副省级城市比，排名上升一位就非常高兴，落下一两位，就很郁闷，责怪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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