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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在离任前向本刊披露——
我与安南共事的日子
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掌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下简称“会议管理部”)的副秘书长陈健，将于近期卸任。
在离开工作了5年多的岗位的时候，回首往昔，陈健心中有何感慨？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留给他的印象是什么？带着诸多问题，记者来到了陈健位于联合国大厦第29层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专访。
联合国最大部门掌门人
1月15日上午11点半，记者如约来到陈健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大约50平米的房间，屋内摆设十分普通：沙发称不上豪华；办公桌不大，上面的文件和办公用品摆放得满满当当，却很整齐。比较特别的是那面蓝色的联合国旗帜——它时刻提醒记者：这是在联合国大厦。
现在，“会议管理部”的许多职员仍旧每天进出这间办公室，向陈健汇报工作，或领受任务。但他们知道，与这位可敬的上司依依惜别的时候就要到了。此时，他们更想记录下与陈健相处的点点滴滴。
陈健1942年生于上海。在陈健记忆中，最初的“上海故事”是刻骨铭心的——几年以后，父亲就病逝了，悲痛的母亲不久也随夫而去。孤苦伶仃的陈健只好带着妹妹投奔外公外婆。依靠别人的接济，祖孙四人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
幸好这种日子不算太长。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健得以进入学校学习。1959年中学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陈健幸运地考入了复旦大学英语系。196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一到北京，他就再次走进学校大门——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了两年。
当陈健顺利结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很快就被卷进浩劫之中——曾不得不到广东汕头牛田洋接受再教育，也曾在江西省宜春的“五七”干校“锻炼”。不过，在江西的那段艰苦岁月中也有幸福时光——他遇上了同样来自上海的姚文卿。这个端庄雍容的姑娘，两年后成了他的妻子。
1971年4月，陈健回到北京。1972年，他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纽约，开始了漫长的在美国土地上的外交生涯，直到1994年夏奉调回国。20余年间，除了两次短暂的国内供职经历，陈健在纽约、华盛顿的工作时间，加起来有整整12年之多。此后，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执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001年，当陈健从日本离任回国时，联合国又在召唤他了。当年8月，他再次来到了纽约，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掌管“会议管理部”。陈健说：“很高兴又回到了我外交事业开始的地方”
这一次，陈健在联合国大楼内一呆就是5年多。他掌管的部门在联合国是人数最多、花销最大的机构。纽约东河边的联合国大楼，注定是陈健毕生难忘的地方。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这可能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送给潘基文一句话
如果说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总统”，那么，陈健就是数十位“世界副总统”中的一个。
但这位“副总统”一脸随和，笑迎来客。这让记者一下子放松下来，决定斗胆从“敏感问题”开始此次采访。
记者：潘基文就任秘书长后，向30位联合国高层官员发信，表明要尽快更换高层官员，并请求他们辞职。您收到这样的信了吗？您如何考虑离任后的工作问题？
陈健：联合国秘书长一上任就要求所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提出辞呈，据了解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应该说，在所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中，我的心情是最轻松的，因为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早已达成协议，内定我的工作到今年2月底结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以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中观看现在联合国高层的人事变动。
按惯例，像我这样“借调”的联合国官员，任满后将由本国政府再做安排。我相信，我国政府会安排一个有利于我发挥特长的工作。我已经65岁了，不可能再在外交第一线工作。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愿去做些研究工作，推动国内加强对联合国问题的研究。
记者：如何评价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潘基文？就您与潘基文的初步接触来看，他与前任秘书长安南在风格上有何不同？
陈健：潘基文与安南的风格明显不同。首先因为他来自亚洲，正如他说过的，他要改变联合国的文化，改变秘书处的文化。潘基文来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他的行事风格必然反映儒家文化。上任才两周，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诸多不同的行事方式，有的受到好评，有的不被人们理解甚至受到非议。这就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每天上班时间最早的一位秘书长。以前的秘书长是上午10点上班，之前在住处接电话、处理事务。而潘基文每天上午8点就到办公室，高层周一、周三的例会也分别提前到了9点半和9点。在任命新班子上，他的选择也出人意料，把常务副秘书长一职给了来自坦桑尼亚的米吉罗女士，主管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职位则给了来自墨西哥的伊瓦拉女士。他为什么会这样选择？从深层原因来分析，一方面，他是为了使联合国高层的人员构成实现性别和区域平衡。另一方面，他还准备将政治部的职位留给美国，经社部的则留给中国。这样可以避免得罪有关各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就是东方文化。另外，他讲话的风格也很不同。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送给潘基文，您会说什么？
陈健：要说一句实质性的话？联合国秘书长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已经被看作国际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类道义力量的代表。所以，潘基文将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职能。《联合国宪章》给秘书长的规定很简单：首席行政官员；同时也规定，秘书长有权、有义务就重大问题向联大、安理会提出意见，这给秘书长发挥影响力开了一道门。安南懂得这一点，利用这种道义力量，频频就世界上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被有的媒体称为“世俗的教皇”。潘基文强调务实，这很有必要，但如果仅仅注意了务实，而忘记了联合国秘书长特有的道义力量，他在联合国历史上的地位最终会受到影响。在联合国的苦与乐
面对记者的敏感问题，陈健有问必答，不拒绝，也不躲闪，坦率得让人惊讶。
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坐在记者面前的陈健，言谈举止竟是这样的自信。这引起了记者对他在联合国工作的好奇。
记者：您是如何以副秘书长的身份走进联合国的？还记得第一天上班时的情形吗？
陈健：我是在2001年8月20日到联合国上班的。当天，我这个部门的办公室主任、一位美国女士到入口处接我，把我带到这个办公室。我首先签署了就职宣言，表示自己要效忠于联合国，不再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当时是联合国人事厅派来主管干部，把文件交给我签字。不过现在，潘基文秘书长已经提出，以后的联合国高层官员要当着秘书长的面举行口头宣誓仪式。这样会更加庄重一些。人事厅管理人员在我签字后，向我介绍工资、福利等相关情况。
从政治上说，上班后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9·11”。那一天，本来要召开新一届联合国大会，选出新的联合国大会主席。但因为“9·11”，联合国大厦不能使用，原定的大会开幕式被迫推迟。那天，我做的一件事是代替联合国大会主席行使职责，把联合国一些高层官员召集起来，一起商量联大的工作及联大如何对“9·11”进行表态。最后，我们拿出了一个反恐决议草案。9月12日，我们召开了新一届联大的第一次大会，选出了主席，通过了反恐决议。
到这里上班后，我需要先了解各部门的工作运转过程。这个部门太大，有1200人，占据了秘书处的八九层。光是“走”完各部门、了解他们的工作程序，就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直到今天，这个部门的大多数人我仍不认识，仅认识管理层，大约50多人。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一位称职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吗？
陈健：回顾这5年多，我作为联合国的高级官员，首先是向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负责，并通过他们向成员国负责。我称不称职，要听他们的评价。我刚上任时，所在的部门连续4年陷入财政赤字，文字出版工作也经常严重滞后。这两方面问题遭到了美、英、日等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的不少批评。有时会议都开了，文件还没有发下来。但我来这里后不久，这两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观——4年的财政赤字变成了4年的财政盈余，会议文件大都能在开会之前及时呈上。秘书处的工作要在成员国中间得到好评是很难的，但5年来，对我所在部门的批评越来越少，甚至有过肯定。我的两个上司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安南秘书长曾经用“strong leadership(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来评价我。
记者：您与安南秘书长是否有过分歧、矛盾与冲突？
陈健：看法不同有时是会有的，但冲突没有。尤其幸运的是，我能得到安南的充分支持。比如，我“上来”后，感到必须对所在部门进行大的改革。我去找安南秘书长，要求把部门的名字改一下，从原来的“会议服务部”改为“会议管理部”。当时有好几个部门想改名字，但秘书长都没有同意，只同意了我的要求。
记者：在这里，您每天思考最多和做得最多的是什么？
陈健：作为部门一把手，我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大会主席的顾问，坐在大会主席旁边，每天都要考虑如何使联大顺畅运转，同时做好联大主席的顾问。二是管理，要确保1200人的团队为联大做好口译、笔译工作。
记者：您在副秘书长位置上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陈健：最大体会就是，联合国不能不反映当前国际上的力量对比等情况。但是，它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跳出这种国际力量对比的桎梏，来实现《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任务和职责。联合国作为一个有192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它有自己的使命，也有成员国对它的期望，所以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例如，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联合国避免了被美国利用，但同时没能阻止、牵制美国对伊动武，从而引起了联合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危机和成员国之间最严重的意见分歧。
记者：如果说这是您的遗憾的话，那么，您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陈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想改变什么是不容易的，因为联合国的大权不在秘书处，而在成员国那里。不过，我在5年中对部门的会议服务工作进行了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而且基本取得了成功。这是我刚上任时没有想到的。在工作中得到满足，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建议继任者“收敛锋芒”
记者：据说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沙祖康将出任联合国的一名副秘书长，您觉得他的风格与您有何不同？您打算对他说点什么吗？
陈健：中国政府已向潘基文秘书长提出，任命沙祖康大使作为下一届联合国副秘书长人选。
现在，我们在等待潘基文秘书长给他确定一个合适的岗位。我与沙大使本人很熟悉，曾经一起工作。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也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人。说到我们两人个性方面的不同，大概是：我是一个比较低姿态的人，而沙大使比较有进取性，更富有战斗性。但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后，不管职位多高，你都是一位国际公务员，要为成员国服务。所以，我跟沙大使本人说过，如果你出任副秘书长，需要收敛一些锋芒。
记者：目前在联合国，中国籍职员少，级别高的更少，与中国地位不太相称，对此您怎么看？
陈健：从联合国秘书处来说，随着中国所交会费比例的上升，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到秘书处工作。目前，在一些关键部门，中国职员人数几乎为零。秘书处的要害部门应对中国开放，不应有什么顾虑，应该相信，中国人的素质不比别人差，而且应该相信，进入联合国后，他们会遵循效忠于联合国的原则工作。而中国政府也要重视向联合国输送人才，要根据岗位的需要选派合适的外交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而不要仅仅根据现有需要、安排人员的需要来寻找职位；同时，要舍得将优秀人员派到联合国。从个人的角度讲，进入联合国后，要适应联合国的文化，要敢于放弃儒家文化中不适应联合国文化的部分，吸纳西方文化制度中合理的部分，更有进取性地、积极主动地在联合国秘书处施展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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