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那怎么拿去申报财产？
马：因为申报财产是根据公职人员申报财产的规定，只要在银行账户里的存款都要申报，不管这个存款是否为你所有，如果不申报，就构成匿报，还要处罚，而且已有处罚的例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申报。检察官可能是从特别费的法源去做一个客观上的理解，但我们实际使用者，却是主观的认知。换句话说，我在主观上并没有把它当作公款，所以就不发生所谓侵占公款的问题，如果我把它当作公款，有心加以侵占，才违法，关键应该在这个地方。
问：特别费案是“制度杀人”吗？
马：问题是，原来的制度并没有要杀人，我们用了几十年，都没有人被视为贪污或侵占，怎么突然会变成贪污或侵占呢？
问：你觉得这里面有政治力介入吗？
马：我感觉满奇怪的，刑法应该是判断你有没有行为上的故意或意图，这很重要。我没有要为自己脱罪，因为我一切都是按照规定在做，它钱汇到我账户，我每个月收到这个钱，该用的时候用、该申报财产时申报财产、该报税时报税，我一切都是以法行政、奉公守法，突然一觉醒来变成贪污或侵占，我感到满错愕的。
我一生以清廉自持，做过法务部长，肃贪、查贿选，不遗余力，而且在内部也推动廉政伦理规范，对饮宴、应酬、馈赠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不容许有非分取得非分之财的规定，我在这方面也建立了品牌形象。
部属送我礼物都不收的，送礼的话，我都送到政风处登记，再加上我不敢说是乐善好施，这些年来我捐了新台币6800多万出去，作为薪水阶级来讲，这也不算少数，因为不管钱的来源是选举的补助或自己的薪水、特别费，我都是用在这些用途上，如果我真心要侵占的话，我大可不必把这些钱都捐出去。
国民党廉能委员会六人小组调查你特别费使用，认为你事后大动作捐款有文过饰非的嫌疑，据说承办检察官也不太高兴，当初为何要这样做，事后回想会不会觉得太意气用事了？
我去检方应讯后，我捐了1000多万，他们似乎认为我的特别费没有用完，我的感觉是之前没有详细记帐，到底还剩下多少，无法做详细的统计，既然有人有这个质疑，我就拿出相当特别费的一笔钱，不管特别费或私款，我统统捐出来做公益的用途，我只要证明一点，不管法律上有什么效果，最重要是澄清我自己的清白，我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问：你认为检察官有接受你的说法吗？
马：我不知道，检察官在庭讯中都不会表现出他的态度。
问：如果说特别费对你是一种打击，这个挫折让你学习到什么吗？
马：“行政院”现在已经规定，以后特别费不分两半了，所有的钱都要用原始凭证核销，显然这个制度30年来第一次改变，他们一定是认为这会陷公务员入罪，否则检察官怎么会以贪污罪来调查呢？可见这个制度本身确有一些可议之处，这个制度的模糊、可议之处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现在事实上变成我一个人在承担(苦笑)，别人都没动啊，制度杀人，结果被害人只有我一个，这岂不是很冤枉吗？
问：这不就是政治力介入吗？
马：我不敢说，但是到现在为止，被检举的有二、三十人，只有我和台南市市长、副市长在接受调查，所谓(民进党)天王级的没有一个在调查，一旦我成为指标，标准答案都出来了，还有谁会被起诉？
问：对这个案子你有没有最坏的打算？
马：我当然觉得很无奈，我做过“法务部长”、也是学法律的，越是这样越使我感到无奈，因为不管从刑事政策或司法实务的角度看，若真要肃清贪污的话，是不是应该拿使用几十年的特别费、几十万个首长来当作首要的目标？行政院现在要修改这个规定，可见它认为过去有些的规定有陷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