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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需深化
记者：去年国家启动了第三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怎么评价这次改革？有人认为它的受惠面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宽。
郑功成：我认为基本上达到了让绝大多数都受益了的目标，包括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合作医疗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进展、公务员工资的规范与离退人员待遇的提高、义务教育的免费，以及对农民工的减负与补贴等，没有受益的是极少数。但是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这样一个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要是得不到纠正和理顺，民生之源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过去一段时间，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有些问题是我们曾经采取的改革措施甚至曾经被认为是合理正确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它们现在变成了深化改革中的阻碍因素。因此，我们的改革已经不是以往改革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再改革，国家的发展又处在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需要魄力，需要大智慧。
记者：去年社保基金的监管成为社会热点，你觉得社保费该怎么管？
郑功成：当务之急当然是建立健全的监管体制并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但长远来看，必须统一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与基金管理，对社会保险机构实行垂直管理，还要让劳资双方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与监督，同时根据基金积累规模的持续扩大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多样化的投资政策，尽量确保基金的增值，最低目标也要实现保值。
人大监督变得更实在
记者：建立公共型政府是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
郑功成：政府是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直接责任主体，目前正在改善，已经从过去的经济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政府掌握的是公共权利，控制的是公共资源，理所当然要以公共利益为施政目标，而解决民生问题显然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也需要制度建设，需要加强监督和约束。
记者：说到监督，人大的监督非常重要，您是人大常委会委员，您对人大的监督质量如何评价？
郑功成：人大从过去的“橡皮图章”、只行使程序性权力到完全承担宪法赋予的职能，需要一个过程。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人大的功能是持续得到发挥的，依我本人体会，这几年的进步很大。中国现在的法律体系基本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确立的，立法的数量与质量都在明显提升；在监督方面，已经开始追求实效，不像过去只是程序性的监督，对一些问题没有跟到底。
记者：像内务司法委员会，具体怎么实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郑功成：举个例子，超期羁押现象是司法领域引人关注的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对当事人的人权当然是一种直接损害，2003年以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就一直将这一问题作为具体的监督对象。公检法系统详细报告了在押两年以上的当事人名册，有的被关押10年了还无法判罪。经过执法检查与追踪监督，绝大多数超期羁押对象被无罪释放，超期羁押现象被司法机关严厉禁止。现在我可以说，这一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记者：外界都希望人大的工作和人大机构本身的改革能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
郑功成：应当说，人大的工作在不断改进，人大机构本身也在改革发展之中。以本届全国人大为例，常委会的组成就吸收了部分年轻的同志，有越来越多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开门立法进展快，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的审议均通过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实现广吸民智，就业促进法亦将公布草案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人大常委会还专门设立了有关法律审查机构以强化对法规等的审查。监督工作方面，听取一府二院的工作或者专项报告不再是以往听完即止，而是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整理并提交给报告机构以促进其工作，执法检查开始实现追踪监督，等等。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发展与进步。就人大的监督工作而言，我个人的观点是，重点要监督政府的财政预算，因为现在政府手里的钱多了，1997国家财政收入才8000多亿，基本是吃饭财政，现在近4万亿，手稍微捏得不紧，钱就出去了一大笔，财政资金的低效与浪费必然影响民生问题的改善。因此，人大应当重点要监督财政收支，手捏紧了，像促进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基本民生问题的事务就能很好地解决了。常委会每年都要听取和审议审计报告，这也是监督财政资金使用的一方面。
责任感是第一位的
记者：以前有人大代表反映，他们看不懂财政预算报告，更谈不上审议了。
郑功成：我觉得人大代表如果有相应的专业背景，那是最好的，不具备专业背景当然需要重新学习，我在近几年的立法工作中就完全是一个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现在全国人大也在做些工作，比如对代表进行培训，进一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一个好代表、好常委会委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郑功成：责任感是第一位的，有责任感才会有动力，我一直觉得当人大代表很神圣。专业背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议事的效率。
记者：你是否认为评价一个政府的政绩要以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为根据？
郑功成：既然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政府的核心任务，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当然也应当成为评价与衡量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民生问题的复杂化，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错误的发展观和不正确的政绩观导致的，我认为，在评估一个地方的政绩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地方的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劳动关系是否协调、社会状态是否和谐作为基本的指标来考虑。我还认为，稳定并不等于和谐，因为稳定有可能是采取强制措施实现的，只有切实解决好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才能维护并真正实现长久的稳定。因此，民生问题应当摆在国家发展与政府工作中的首位，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毫无疑问政府的头等责任就是切实保障民生、不断地改善民生。作为人大代表，要监督政府在这个首要问题上的作为。
对于在美的电器公司空调开发部当部长的邓明义而言，这不是勇气的问题，节约资源和提高效率是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同样适应于开“两会”。
邓告诉本报记者，过几天，她还会再提，“这个很容易落实的”。
邓明义感到有必要改进的是，每次会上发言的机会总是很难得，因为发言没有时间限制，有的代表侃侃而谈，一谈就是数十分钟，别人都没时间阐述意见。
今年邓明义的议案还是关于人大的：修改《选举法》。她直爽地告诉记者，代表中官员比例应降低，理由很简单，官员太多，有些下情无法顺畅上达，另外，人大代表监督政府，如果太多政府官员，等于自己监督自己。
“选举法应该对官员比例有个限制。”邓明义认为现在正在选举下届代表，是修改《选举法》的好时机。
邓明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建议全国人大议程增加灵活性：“其实可以设置相关专题，让代表选感兴趣的参加讨论。”
在她看来，既然花费了人力财力物力，就要把会开出更高的效率来。
为了利用代表们参政议政的经验资源，邓明义还提出，人大代表卸任后要给予他们意见建议期，让他们继续发挥上传民意的作用。
闭会履职成意外之喜
和邓明义同属广东团的黄细花代表，去年因在闭会期间“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而饱受赞誉。
黄细花去年6月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关于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需听证的紧急建议，一时成新闻人物。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履行职务成了意外之喜，还有人冠以“黄细花效应”，认为应该多几个黄细花。
她告诉本报记者，有一位近80岁的老人找到她的办公室，颤巍巍地把一塑料袋资料交给她，说袋子里有很多关于银行收费不合理、拒收现金强行推销银行卡的资料，让她一定要转交给全国人大。
本来只是普通的履行职责，黄细花没想到很多网友盛赞她是人民的好代表、代表的好模范，也有人说她是作秀，让她诚惶诚恐；而一时间出现了对银行一边倒的责难，黄细花怕此情况影响到银行的理性答复，从而无法实现她提建议的初衷，又很焦虑。
在去年举办的一次代表培训中，黄细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惶惑和面临的压力，最终得到开解。
今年的3月5日，广东省的黄细花将顶着“明星代表”的光环步入人民大会堂。对她来说，那次事件不是收获赞誉，而是收获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和当人大代表的个中滋味。
人大代表反映民意渐成常态
反映民意、让中央听到地方声音是很多代表心中的第一要责。不过山东省代表李莉从九届人大开始就发现，“两会”前关注民意反映民意的人，已经远远不止他们这些人大代表了。
“很多问题都不用我们提，记者们都帮忙想好了。”李莉告诉记者，这些天已经陆续有记者让她对住房、教育等热点问题发表看法。
年还没过，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就已设置网友向“两会”进言的通道，“上网一搜就是一条建议。”
李莉不喜欢在不熟知的领域发言。在她看来，代表不应该被动地掺和，而应主动地参与，代表对各式民意要加以甄别，经过扎实调研得出的建议、议案才能在“两会”上提出。
每年的“两会”都是一个“意见超市”，收到的提案、议案都有成千上万之巨，会还没开，各种建议铺天盖地。很多议案背后都是利益的重新安排。
为了能使自己的建议、议案“脱颖而出”得到采纳，很多代表都在做最后“一推”，让自己的报告写得更有条理和说服力。
有的代表还求助于当地相关部门。黑龙江代表孙桂华告诉本报记者，她这次将提的养老保险方面的建议案，就得到了哈尔滨市社保部门的帮助。
作为哈尔滨市反贪局副局长，她还想在会上再次呼吁有关个人、机关不要干预腐败案件的查处。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提建议，是议案建议权威性的保证。王生作为江苏省唯一的中学校长代表，他将建议有关部门关注中学生体质下降，以及师范院校吸引不到优质生源的问题。
同为专业人士，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打算带着“社保基金管理法”和“征收征用法”的立法建议到会上去。前者显然针对去年的社保基金案，后者是在物权法基础上对土地征收征用进行细化规范的一部法律。
王利明是物权法的重要起草人之一，近年来一有物权法的动态，他就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这次人代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审议物权法草案，据消息人士透露，虽然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分歧，但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春节前，各省代表也陆续讨论了物权法草案。本报从多位代表处获悉，各省的讨论也达成高度共识：物权法应尽快出台。
十来天的会议对很多代表来说其实并不轻松，无论外部的舆情还是人代会本身的运作，对他们设置了更高的要求和隐性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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