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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十一五”期间将有很大的发展
1983年到1992年曾宪梓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在任省政协常委的十年间，他从来不请假，坚持认真学习、提高自己的参政能力。1992年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谈到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曾宪梓说，我是香港代表，香港回归十年来取得了许多成就，我将在大会上将向全国的代表做介绍。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主权交接的现场，曾宪梓振臂高喊“祖国万岁”。回忆起当时的这一幕，曾宪梓依然满怀激情。他说，香港被英国管制了150多年，能够顺利、平稳、和平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很振奋人心，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情。世界上有六七千个新闻记者在香港，他们想看乱子，但是他们想不到我们交接的时候非常顺利、非常平稳。什么原因？一句话：祖国强大了！只有强大的祖国，才能够使英国将香港交回我们手中。很多香港同胞、参加见证的很多华人华侨都非常激动，当时整个会场都沸腾了，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时刻，现在回忆起来情绪都很高涨。
曾宪梓说，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政策是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这一思想，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只有中国敢于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保持它的资本主义制度，试问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敢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只有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有这个胆识、有这个胸怀。
今年香港将迎来回归10周年，曾宪梓指出，香港回归之后“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虽然香港曾经先后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非典和经济衰退，但是香港克服了重重困难，总体发展还是非常平稳的。特别是这几年来，内地与香港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的政策，使得香港旅游、住房、交通、餐饮等行业兴旺起来，并带动了整个经济蓬勃发展，扭转了经济环境。这几年，可以说香港经济可以说是迎来了最好的时候。曾宪梓指出，近来，香港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都健康发展，失业率也降低了，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显示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活力。世界对香港的评估，认为香港是经济发展最自由的地方，保持了世界航运中心、经贸中心、资讯中心的地位。他说：“一个小小的香港，在祖国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针对有关“内地经济发展冲击香港经济”的说法，曾宪梓指出，香港和内地经济是相辅相成、互补互利的，内地的发展有利于香港的发展。他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香港企业界率先到内地进行投资，这个投资对祖国的改革开放和香港企业自身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推动作用。他指出，香港企业界到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进行投资，充分受益于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
香港近年来何以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业绩？曾宪梓分析道，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就在祖国的南部大门，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政策，想发展必须靠大后方，依靠祖国内地做后盾。他指出，不要说面对世界市场，哪怕只是拥有内地市场，香港的发展前景都是不可限量的。他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发展有很多支持，比如零关税等很多优惠政策，特别是“十一五”规划第一次将香港金融、贸易、航运列入其中，香港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将有很大的发展。曾宪梓说，有竞争才有进步，在竞争中两边都能得到发展，内地的大发展一定会支持和促进香港的发展，香港不会因为内地的发展受“冲击”。香港回归以后，实行“一国两制”，我对香港评价有两句话：香港乱不了，香港一定好！
遗憾的是没有跟邓小平见过面
在采访过程中，曾宪梓反复提到“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富强，也没有香港的今天”，崇敬和缅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对邓小平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虽然我非常遗憾没有见过他本人。
曾宪梓说：“邓小平以超然的智慧、胆识和人格，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这充分地体现出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
“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并在回归后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得益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以及香港基本法。但是，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祖国内地的日益强大，这一切无法想像。”亲历祖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曾宪梓特别强调：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的惊人发展，以及在世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直接影响到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香港今天的稳定和发展。他分析说：“祖国内地这个‘大后方’的不断开放和发展，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增强了香港民众对回归祖国的信心。回归以来，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非典的重创，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依然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而且成功确立了自己作为进入内地的金融通道地位；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个人游’的开放，对香港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香港与内地真正进入了相辅相成、共同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
曾宪梓表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市民将越来越感受到“一国两制”的伟大，“说起来，这一切都离不开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0年前，邓小平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十分悲痛。这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感受。是他为香港设计了这么好的蓝图，香港市民从中看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就在香港就要回归祖国前夕，他离开了我们，最终也未能实现他要来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夙愿，这不止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全体香港市民的遗憾。”说到这里，曾宪梓满怀感慨。
“我对邓小平的敬仰难以用语言形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以他的政治作为实践着他作为中华民族之子的责任和忠诚。我相信香港市民会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真正伟大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就是在历史重要时期，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怀念他。”曾宪梓说。
经商之道：勤俭诚信
1968年，曾宪梓凭着仅有的6000港元的本钱，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几十年过去了，“金利来”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在商场驰骋，曾宪梓有着怎样的经商理念？
曾宪梓用四个字做了回答：勤俭诚信。他解释说，勤劳可以创造财富，节俭可以节约资金，诚信是商场里最需要遵守的原则。我经营的是小本生意，从领带小生意开始逐步做得大一点。在我创业之初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报效祖国，怎么报效祖国？首先要有经济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基础，怎么报效祖国呢？我从领带开始逐步发展，一直坚守“勤俭诚信”这四个字。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中我都遵循这四个字。他说，不管过去经商还是现在的商人，如果商人没有诚信终将是昙花一现，诚信是立足点，是根本。凡是做买卖的人都要守诚信。对金利来来讲诚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金利来能够在东南亚、香港、国内发展的这么好，在华人世界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很重要的就是诚信经营。
他自谦地说，我不懂做生意，也从来没有读过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我这一套是自己创立的。如果讲这方面我能够说很多。做买卖首先一点是你的对象是谁，是顾客。顾客需要什么？需要好的、漂亮的商品，质量好、制造精工、有名气的商品，这些商品就会得到顾客的青睐。金利来为什么能够常胜不衰呢？从创业到现在，我们品质不好的商品不允许上市。现在我们的商品是现金买卖，不放帐。为什么现金买卖呢？我要保证顾客的利益。金利来的顾客买到我的商品，你认为不满意，可以随时退钱，换成你需要的商品，总之要保证顾客不受到损害。在与渠道合作过程中，金利来坚持将更多的利润空间让给代理和零售环节。曾宪梓说，我赚很少的钱，你们多赚点儿钱，所以很多客户愿意和我合作。
生活之道：用省下来的钱帮助更多的人
12年前，曾宪梓患上了肾衰竭，但他从来没有被病魔压倒。在日常生活中他也非常简朴，一日三餐经常吃的是青菜、白饭。他坦承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他我肾衰竭12年，我天天靠透析维持生命，但是我很乐观，面对现实，所以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不好，我精神还是挺好的。在香港我天天游泳，每天游泳一个半小时。如果我不告诉你，你看不出来我有肾病吧？”
曾宪梓自己也要省吃俭用，用省下来的钱帮助更多的人。在香港44年，他没有到过夜总会、舞厅，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生活和50年代差不多，“我的鞋穿了7年还没有坏，耐穿我何必换呢？等穿坏了在换，我的生活很简单。我不愿意到外面吃饭，家里一餐一点肉、半碗饭，一点青菜，不用十块钱，不是吃的很好吗？我在商会开会，出去吃饭一个人就150块钱，我回家吃饭省下140块又可以帮助很多穷人了。出去吃饭我不浪费，剩下了尽量吃完，吃不完的带回去。”
“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
多年来，曾宪梓在内地建立和资助了许多所学校，针对每所学校他都要求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生首先学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到这里，曾宪梓满怀神情地唱起了这首歌。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我劳动时唱的第一首歌，我的孩子也会唱。他自豪的介绍说，我夫人十几年一直在参政议政，她一直是全国妇联的委员，香港妇协的副主席，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她支持了很多学校，资助了许多穷苦的孩子。我大儿子在公司当顾问，第二个儿子是全国青联的副主席、香港青联的主席，带领港澳台的年轻人到国外交流。第三个孩子在做金利来的工作，我要求他们要用实际行动体现爱国情怀，他明年准备拿出一两百万捐赠希望小学，到祖国最贫穷的地方去。
我们要建设好祖国，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好”。1921年共产党成立，经过28年的奋斗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邓小平先生总结了过去成功的经验，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期。谁在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常和别人说从中国的历史到现在，没有一个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领导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把我们的国家领导好、建设好。改革开放需要党的领导，在今后的经济建设、国家富强都需要党的领导。
曾宪梓说，我始终有一个基本的思想，终生报效祖国。不管干什么，我毕生都要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国家，维护党的利益。我毕生忠于党、忠于祖国，我要求自己要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这是我在有生之年为之努力、奋斗的，直到最后生命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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