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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党的“生意”越做越大，这不，昨天在国展中心举行的招聘会上，黄牛党再次出手，倒卖进入招聘会大厅的入场券。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不会相信偌大的广场竟然被挤得连个能站稳脚跟的地方都没有。不过即使如此拥挤，应聘大军还是如潮水一般拥向广场。
国展中心门前几个售票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龙，大家几乎都做着踮脚翘首的动作，心急如焚地望着售票窗口，生怕前面的人买走最后一张入场券。十多分钟过去了，队伍只前进了三四米。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排队等候买入场券的，除了应届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生外，还有一些是准备“跳槽”的在岗职工。
这时，几名手里攥着什么东西的中年男子，正分别在几条“长龙”的中后段徘徊。“小兄弟，我这儿有现成的入场券，要不要？”走到队末，中年男子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原来，这名中年男子是在向排队的人销售招聘会入场券。
“多少钱？”三名学生模样的男青年问道。
见来了“生意”，中年男子赶紧凑了过去。“15块钱一张，不讲价，早买你就能早进去。”
“你这入场券是真的假的，我们怎么信你？”
“嗐，谁有工夫拿假的糊弄你们。告诉你吧，这是我给儿子的同学代买的，可是他们嫌人多决定不去了，我只好转手卖给别人，顺便赚个车费。你们想想，就算再排半个小时，也未必能买到票，五块钱就能节约那么多时间，多划算。”或许是被中年男子的花言巧语说动了心思，三名男生互相嘀咕了几句便买下三张入场券。
刚刚销售了三张入场券，中年男子又从口袋中掏出几张，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跟踪了一个小时后，记者发现，他们一边卖入场券，一边时不时地向一支“长龙”望去，随后径直走到即将买到入场券的一名女子面前，掏出一把钱交到女子手中。过了几分钟，女子购得不少入场券，交到中年男子手中后，再次回到队尾。
记者以“学生团购代表”的身份，与售券中年男子砍起了价。这次他改口称，他们几个是专门吃这碗饭的，赶上演唱会就倒卖门票，赶上元宵节就倒卖元宵，赶上热播电影就倒卖电影票，总之，挣的就是个“辛苦钱”。
砍价失败后，记者又在远处盯了中年男子约一个小时。这段时间内，中年男子共销售出十多张入场券，还抽空补了一次“货”。看来，中年男子所说的“辛苦钱”，挣起来并不那么“苦”。
快来棒“黄牛”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猖獗的黄牛党竟然在现场民警的眼皮底下拉拢生意，根本没把执法民警放在眼里。面对黄牛党吃差价的做法，不只是大部分市民表示反感，就连售票、售物单位，也强烈表示“深恶痛绝”。用一些工作人员的话说，黄牛党的出现，扰乱了原有的市场秩序，更影响了销售组织者的形象。
按照那名中年男子的说法，黄牛党的“生意”范围越来越大，做“生意”的手段越来越丰富，而黄牛党的队伍，也在悄悄地壮大。黄牛党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壮大？这与个别“纵容”他们的市民有很大关系，在此，本报呼吁有关部门应及时关注黄牛党的新动向，制止黄牛党扰乱市场，还广大市民和招聘单位一个正常的售票环境。
评论：警惕另一种垄断
黄牛党是稀缺商品的风向标。哪种票证紧俏，哪里就有黄牛党的身影，车票、球票、演出票、专家门诊挂号票、商场为促销搞的各种优惠券……不过，这还不算奇，就连人才招聘会的入场券也成了黄牛党们眼中的香饽饽，本报今天就报道了一桩。用不着少见多怪，谁让人才招聘会堪比春运时的火车站呢。
说到春运倒票的黄牛党，真让人恨得牙根儿都痒痒，然而，恨归恨，黄牛党们依然鬼鬼祟祟地活动，喜笑颜开地数钱，虽屡遭打击而不绝于市。何也？简单一点说，又可用上一个造句，“哪里有差额利润，哪里就有黄牛党。”其实，黄牛党是个世界性难题，从市场规律来看，供不应求的商品，常常会被一些人通过垄断手段囤积居奇。只不过这一点反映在我国的春运上更为突出罢了。抛开传闻中的黄牛党与票务部门种种纠缠不清的问题不谈，我们不愿看到却总能领教的后果是，手握各种票证“资源”的黄牛党竟也形成一股垄断势力，在正常的价格体系外掌握着“垄断定价权”。
稀缺造成垄断，没有竞争更能形成垄断的惯性，这是我们不断声讨垄断性行业的“霸王条款”时常常得到的结论。当然，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一些垄断性行业也不是一点震动都没有，各种价格听证会的陆续召开即是明证，且不说听证的结果会不会如人所愿，仅是形式本身就是个不小的进步。
最近听闻到的进步是一则消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日前在网上发布《关于向卡拉OK歌厅收取音乐作品使用费的公告》，协会原针对卡拉OK经营行业的收费标准自公告之日起自行废止。同时，音著协与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办中)和中国音像协会协商，决定由已成立的“卡拉OK版权运营中心”代表协会具体办理音乐作品表演权使用费的收取工作。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几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卡拉OK收费的事情“卡壳”了呢？
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该不该收费，而是该由谁收费以及收费标准的制定该由谁来决定。KTV行业指责音乐作品的集体管理组织也即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种垄断地位，致使使用者在谈判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切莫以为这只是音著协与KTV行业之间的利益博弈，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旦收费标准由音著协一家独断，那KTV行业的负担势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所以没有谁是旁观者。
我们现在看到了“卡壳”，还没有看到“峰回路转”，我们只是希望不管是音著协也好还是“卡拉OK版权运营中心”也好，都把“收费”切实看成尊重音乐著作权的实现手段，而不是把管理当作一种“稀缺资源”,继而当作一种“创收”的工具。至少从这种意义上，“卡壳”也是进步，这说明有关部门态度变得越来越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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