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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在华北，党把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作为联合抗日的主要争取对象之一，并通过各种渠道、多种办法开展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
阎锡山是个封建性很强的地方实力派，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步步进逼，蒋介石的排斥异己，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打破了拥兵自重的阎锡山企图在抗日与和日、拥蒋与拒蒋、反共与联共“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平衡。他权衡利弊，最终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邀请大革命时期即很著名的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以抗日救亡活动家的身份，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希望能借助共产党的进步措施，为自己扩充实力，以“自存自固”，渡过难关。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立即指示由党刚刚营救出狱的薄一波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以及廖鲁言、牛荫冠、刘有光、谷景生等人，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专做争取阎锡山及其上层军政人员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山西工委于1936年10月到达山西后，根据北方局指示和山西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利用“官办团体”，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的指导方针。此后，以薄一波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员以山西新派的面目出现在山西和华北的抗日舞台上。
中共山西工委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接办和改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原来是由阎锡山身边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倡议，于1936年9月“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宣告成立的。但由于国民党的责难和山西顽固势力的反对，很快陷于停顿。经阎锡山同意，中共山西工委首先成立了新的牺盟会领导机构，新领导成员中7名常委中有6人为中共秘密党员；各委员会及各中心区的负责人、各县牺盟会特派员的绝大多数也是中共秘密党员。改组后的牺盟会，虽然会长仍为阎锡山，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薄一波。这样，以山西官办团体身份登上抗日舞台的牺盟会，成为了共产党实际领导的、与阎锡山合作的抗日救亡组织，也逐步成为山西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总的指导机关。
改组后的牺盟会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发动民众的工作。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牺盟会招募了1080名进步青年学生和爱国青年，以“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义，分两批派往全省各县，名义上是协助村长办理村政，实际上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村政协助员”采取10人团的方式，在短短3个月内发展了牺盟会员30万人。到1939年夏，包括以牺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工救会会员、农救会会员、青救会会员和妇救会会员在内，牺盟会会员达到300万人左右，为党在山西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阎锡山决定借用共产党的方法为自己扩充实力后，又把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任务交给了牺盟会。运用这个合法身份，牺盟会从新发展的会员中挑选两万名优秀青年，作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组成10个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还兴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等13个训练机构，吸引了全国许多地区的抗日进步青年来到太原，参加学习和训练。训练班的学员既学习抗日理论，又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和民运工作训练，许多骨干学员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们被派到各地后，不但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还利用公开身份做掩护，承担了发展党的秘密组织的任务，从而为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也为后来建立山西新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9年底，牺盟会停止工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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