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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刊发评论文章说，当前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可以说是随民意、符国情，但要克服各种阻力还是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和谐应该是当今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改革与发展的过程需要和谐，它也应该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润滑剂。文章说，自古以来，中国都会流传一些生动反映民生状况的词汇，往往可以通过这些词汇找寻到当时政府最得人心的政策或最不得人心的问题。新“三座大山”的出现也正好说明，当前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原文摘录如下：
3月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指出中国要在内部构建和谐社会，在外部推动和谐世界。
而在具体做法上，他不断强调在改革开放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进行协调，要从体制上消除当前阻碍和谐的最大阻力，并且还用相当大的篇幅重点阐述要落实在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的问题。而这三大领域，恰恰是中国民间所说的新“三座大山”。
在计划经济时代，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大山”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三大领域都由国家统一支付和分配。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三座大山”如同紧箍咒一般将中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圈在三大领域，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
改革过程不能缺少和谐
“三座大山”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难”与“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显就看到了这三大领域的问题，因此破天荒地加大在这三大领域的情况汇报和政策通气。在继续优化城市医疗体制的同时，将在今年覆盖到全国80%农村的合作医疗要全面铺开，中央财政一投就是101亿；在稳步提高义务教育水平的同时，开始完善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体制，并破天荒地从原本的18亿加大投入到95亿，并预计明年提高到200亿；在住房上，重点强调土地审批和发展廉价房等措施，都赢得了人大代表们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毫无疑问，正是通过体制改革才让中国的经济全盘放活，精简了臃肿的政府机构，降低了行政成本，也最终令改革开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回顾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肯定改革的成功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因改革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过去的体制改革中存在某些“一刀切”的后遗症，很多体制的改革往往是因改革而改革，缺乏与之相配套的保障制度。这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医疗卫生领域。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公费医疗，尽管造成庞大的财政压力，但毫无疑问地保障了广大老百姓最根本的生存权益。由于体制改革加之经济转轨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看病难。
其次，要明确当前的体制改革不是拼政绩，赶速度，而是要真正做到“更好”地改革。尽管人均GDP仍处于落后国家的行列，但不可否认的就是当前中国某些领域的体制改革不是太慢了，而是过火了。在城市大兴土木的背景下火爆起来的房地产业，明显就是一例。毫无约束的房地产疯狂涨价，深圳宝安区的房价仅半年就从7000元一平方米翻了一倍，这种现象在中国各大城市都屡见不鲜。
从土地增值税和宏观调控下手控制房价是不够的，再要政府回到公费出钱建房的时代也是不现实的。而当前中央政府与房地产业界“水火不容”的对峙局面也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让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或许可以尝试对房地产业进行分类分级宏调，政府与企业先就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达成默契，采取灵活的集资方式来让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建房，互利互惠。
再次，要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恪守公共事业为人民服务的底线。我们发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明确地点出要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中国公共事业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尤其在教育领域，到底应该向右走还是向左走，都成为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在一个尚未完全让适龄儿童实现义务教育、大学入学率仍不到30%的国家，过早地实行高等教育产业化是缺乏全盘思考的。这不仅使那些有上进心、学业成绩好、但家庭贫困的孩子被拒之门外，而且更有可能使国家失去一大批有潜力的优秀人才。
仅从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投入加大，显然并非长久之计。要将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到全体老百姓，就应该加大包括高等院校在内的公共事业的投入。一边抓好高校体制改革，一边控制学费膨胀，全盘考虑到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孩子的入学难、学费高的救助机制问题。
当前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可以说是随民意、符国情，但要克服各种阻力还是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和谐应该是当今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改革与发展的过程需要和谐，它也应该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润滑剂。
自古以来，中国都会流传一些生动反映民生状况的词汇，往往可以通过这些词汇找寻到当时政府最得人心的政策或最不得人心的问题。新“三座大山”的出现也正好说明，当前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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