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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堂”的经历
而申纪兰在2007年的心情和五十年前颇为不同。1959年初，二届全国人大开会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地点从中南海的怀仁堂迁到了人民大会堂。
此后每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都在此召开，这个“中国第一堂”成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在地。
申纪兰记得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自己被大会堂的恢宏震慑住了。
申纪兰每次走进人民大会堂，都像走入一种记忆：东门后面的那个大厅，摆有许多桌子，代表们正式开会前，就在那里休息，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二楼和三楼；进入东大厅有五座大门，再往里是万人大礼堂。
万人大礼堂穹顶中心有红宝石般的五星灯，周围辐射出70道光芒线，曾让申纪兰目眩，大灯总共有40片“葵花瓣”，申纪兰似乎熟悉每一片。
大会堂像迷宫一般。比如各厅的分布：湖南厅紧靠主席台，可以方便毛泽东在自己的家乡厅休息；北京厅、上海厅等直辖市厅一般有五百多平米，其他省份的厅室一般也有四百多平米，当时并没有建香港厅和澳门厅，港澳回归后，直接由原来的其他大厅辟为现在的两厅，有一千多平米。
申纪兰也许是对此最为熟悉的代表。但她强调，半个世纪以来，记忆又在一次次变化。而这变化，关乎着人大——也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这十届全国人代会中的历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刚刚转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运动导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不能按时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推迟了三次，与第二次会议间隔了23个月。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秘书长刘政回忆：在那个非常时期，当时宪法规定的一些职权的行使受到影响，如年度计划、预算等一再变化，拿不出东西来交给人大审议。立法工作也基本停顿，监督工作更是流于形式。
“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看透的就说，看不透的我们不表态。”申纪兰回忆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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