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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有一张倒计时表:2008年8月为奥运会服务;2008年5月正式开幕演出;2008年新年音乐会试演;今年7月投入使用，建成试演;今年5月整体亮相。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书记王争鸣对记者说，“这个时间表是铁定的，不会再变”。
眼看孵化了9年的“巨蛋”到了破壳而出的时候，王争鸣终于等来了中央关于“谁是国家大剧院主管”的最终决定——大剧院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企业运营，其后期建设和管理移交北京市。
文化部还是北京市？
“之前，北京市顺理成章地认为会归文化部，而文化部也心安理得地觉得大剧院不会旁落。”对于最终大剧院归属北京市的结果，王争鸣说，业主委员会“事先也没想到”。
国家大剧院“主管”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是从2003年始，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吴祖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他当时指出，这一问题已到了“火烧眉毛”:“比如，国际著名院团的演出日程一般都排到了3年以后，有的甚至能排到7年。按照国际惯例，必须提前3年谈判，提前两年签约。大剧院马上就要完工，如果确定不了主管单位和管理体制，怎么和人家谈判？谈不下节目来，到时候演什么？”
吴祖强对记者说，1958年开始文化部就下设了国家大剧院筹备委员会，虽然国家大剧院最早从“十大建筑”中下马，但筹委会一直在文化部。到了1987年，万里为大剧院工程重新上马第一次召集开会，他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吴祖强说，当时没上马的部分原因是第一次申奥没成功，财力不足。第二次重新上马是在90年代末，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被正式确定下来。到1998年1月，成立了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文化部的大剧院筹备委员会并入其中，同时成立了艺术委员会，吴祖强任主任。大剧院业主委员会由建设部、文化部、北京市各抽调两人组成。北京市抽调的两人就是万嗣全和王争鸣，万嗣全被任命为业主委员会主席，北京市也就成了3家的牵头单位。
在2004年第二次的政协提案中，吴祖强明确提出，大剧院的主管应该是文化部。他认为，文化部有先天优势，“比如，文化部对内可以组织文艺调演，对外可以进行政府间文化交流。这样才能保证大剧院的档次，毕竟代表了国家形象”。基于此，他对地方政府管理国家大剧院忧心忡忡。
而曾任国家大剧院艺委会办公室主任兼演出经营部部长的周志强提出:“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叫国家大剧院而不是别的大剧院？然后是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大剧院？”结论是:“文化部来代表国家是最合适的。”
直到2006年3月“两会”，吴祖强还在坚持提案，但多次呼吁都没有明确答复，“关键是没人能拍板”。在归属未定的情况下，王争鸣说，北京市的态度是“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文化部的态度是“不争”。
相比文化部的传统优势，北京市则有“地主”之利。吴祖强也指出，如果没有北京市参与，大剧院的这9年建设绝不会这么顺利。大剧院本身的投资预算26.88亿元，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但周围环境的改造、大市政改造等工程前期费用共计9.66亿元则由北京市承担，再加上大剧院地处北京市中心，很多问题都和北京市政府有牵扯不断的关系。
“好的院团主要是冲着国家大剧院来，而不是冲着北京市或文化部来。”王争鸣认为，文化部在院团方面的传统优势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在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体制性障碍会越来越小，计划经济下的文艺调演会慢慢取消，而对国外团体的审批也会逐渐弱化”。
王争鸣说，在日后的大剧院资金来源中，财政补贴部分商定由国家财政和北京市财政共同出资，比如，“开门费”定了1.5亿元，北京市和国家各出一半。这应该是中央选择北京市做国家大剧院“主管”的主要原因。
“人民性”:低票价与高补贴
到目前为止，国家大剧院投资的26.88亿元快要用完，王争鸣说，国家同意再追加投资3个亿。大规模投资一直是公众争议的焦点，曾有人创新性地把这笔钱折合到6000个座椅上，每个座椅75万元。
王争鸣提出，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大剧院就要体现“人民性”，服务就要为人民，公益性的国家大剧院不能一切向钱看，不然结果就是高票价，像“三高”演唱会，几万块钱一张票。他说，国家大剧院的票价定位还是走“低价位路线”。他对此有一些设想，“比如在某些场次增设站席，10块、20块钱就可以入场;比如设一个平均票价，对一些演出团体超出平均价的部分扣下来，用于扶植多种艺术发展和艺术教育”。
如果一定要以国家大剧院盈利，吴祖强说，势必造成演出成本急剧升高，“演不起也看不起”。目前我国演出市场的票价已高出国际水平很多，“美国演出票价约在7～70美元，而在北京，70美元约600人民币只能买很差的票”。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请什么人来演”。一定是世界几大名交响乐团、几大名芭蕾舞团、几大名歌剧团吗？王争鸣认为，不一定非要所谓的“高雅艺术”才能进入殿堂，“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也都演过摇滚乐呢”。
“低价位路线”下，资金从何来？据测算，大剧院每年维护成本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举例说，因为建筑师的一个设计漏洞，一个剧场要演出，四个剧场的空调都要全开。这样算下来，大剧院正常演出情况下，一天的空调费要10万元。
王争鸣对记者指出了大剧院的“三笔钱”。第一笔，政府补贴，由中央财政和北京市财政共同出资;第二笔，自营收入，包括商业性演出和多种经营，票款收入、承接国际会议、广告、旅游等，自主经营而非承包给演出公司;第三笔，社会赞助，企业和个人对某场节目的定向赞助以及针对基金会的非定向赞助。王争鸣提到国家大剧院收到的一笔几万美元的认捐款，是近百名在美华人向国家大剧院认捐观众厅座椅，由80多岁的华人声乐家茅爱立女士发起。捐座椅是国外修建剧场时民众一种很普遍做法，一把座椅几百美元，一人捐一把或几把，剧场会在座椅上刻上捐赠者的“铭牌”，但我国没有这一习惯，王争鸣说正在想以其他方式来感谢。
正如我们没有捐赠座椅的习惯，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吕炜对记者说，由于我国个人和企业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未有效实施，捐赠积极性不高。另外，他说，我们与国外文化环境与艺术氛围存在差异，在票房收入上与国外同级别大剧院也有差距。2004年，吕炜曾在财政部教科文司牵头下对国家大剧院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研。他当时替国家大剧院算了一笔账，他认为，与国际上类似水平的剧院比较来看，以法国巴黎歌剧院的相关情况与我国最为接近，也是公益性非赢利机构，政府资金扶持高达歌剧院支出的66%到70%，200法郎以下的票价供不应求。因此，结合我国实际初步测算，在开业的前3年，资金来源的80%左右还要靠政府补贴。-
世界上著名的国家级剧院
巴黎国家歌剧院。1861年开工，花了15年重建而成，其奢华程度举世无双。歌剧院有2531扇门，7593把钥匙和一个6英里长的地下暗道。巴黎歌剧院作为国家歌剧院，得到法国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资金来源2/3来自国家财政，剩下的来自票房收入，因此，平均票价只相当于200元人民币，而到歌剧院参观的票价是6欧元，相当于60元人民币。
悉尼歌剧院。被认为是世界最独具创意的建筑设计之一，从1957年开始历时17年，耗资相当于12亿元人民币建成。为筹措经费，澳大利亚政府曾于1959年发行悉尼歌剧院彩券。歌剧院分为歌剧院、音乐厅、戏剧院、游乐场和小型音乐演奏厅五部分。悉尼歌剧院全天对外开放，不仅每年为澳大利亚挣得相当于1亿元人民币的旅游收入，甚至一块维修剩下的旧瓦片也能卖出600块钱。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歌剧舞剧舞台的两大中心之一。歌剧院战后花10年时间建成，不仅是奥地利珍贵的文物古迹，也是政府的音乐部所在地。歌剧院可容纳2200名观众，平均票价比较昂贵，相当于人民币1500元，但歌剧院为生活不富裕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67个站位，价格是它的1/10。尽管这样，歌剧院也不能自负盈亏，主要由国家财政支持。
肯尼迪艺术中心。也叫美国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由3700吨白色大理石建成，其雄伟的大厅高达60英尺。它开放于1972年，包括了一个歌剧院、两个舞台表演厅、一个实验剧院、一个音乐厅、一个电影院及表演艺术图书馆。肯尼迪艺术中心在建设之前就已经确定下它的宗旨以及主管部门。中心的建设及管理都是由董事会负责，以保证工程建设和以后的经营能够成为一个连续的行为，董事会就是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下属多个委员会。每一位在世的总统夫人都是董事会的名誉主席，每个州也都有一名董事会成员，人员由总统来任命、议会批准。
英国皇家歌剧院。原为科文特花园剧院，是伦敦最负盛名的老牌剧院。1892年，科文特花园剧院得到了皇家歌剧院的荣誉称号。2002年总收入5100万英镑，其中，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资助2000万英镑;票房收入2000万英镑;其余为多种经营收入和社会赞助。
日本新国立剧场。1997年建成，目前是日本最现代化的国家级演艺中心，由一个1814座的歌剧剧场、1038座的中剧场和一个约340座的小剧场组成。经费67.3%来自于政府拨款和社会赞助，32.7%来自于自营收入。理事会由政府文部省官员、企业、艺术管理专业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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