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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东方时空》3月13日播出节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以下为节目内容。
曹建明1955出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法官
解说：2007年3月13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了第五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记者：回顾过去一年，高法和咱们法院系统的工作，您感触最深是什么？
曹院长：整个一年，我想无论是审判工作、执行工作和监督指导，司法为民、队伍建设和法院改革等，应该说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我觉得最高法院也好，地方法院也好，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解说：2006年对于中国的法官们来说，是颇为忙碌的一年，各级法院审结的案件数量又创了新高，共计810多万件。其中地方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01379件，判处罪犯889042人，比去年同比上升。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2006年各级法院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原则，提出了“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记者：今年的报告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要坚持惩罚罪犯和保障人权并重，就是把保障人权提到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为什么？传递出一个新的什么含义吗？
曹院长：在刑事审判工作当中，坚持惩罚与保障人权并重，我想这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惩罚犯罪讲到底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就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其他的合法权益。但为什么又把保障人权放到这样一个突出的位置呢？实际上它关系到我们办案的质量，同样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制形象。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我们国家《宪法》修改的时候，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而且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惩罚犯罪，关系到生死予夺，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其他的权利。所以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我们刑事法官必须非常慎重，要注意人权的保障。
记者：这意味着标准或者数量上有所调整和控制吗？
曹院长：从目前来看，全国法院在适用死刑标准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时候各地，在有些案件适用上，有的时候会产生差异。比如说盗窃的标准，受贿的标准，贪污的标准，毒品的标准，有的时候标准不尽一致，判决的结果也会有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进一步统一适用死刑的标准，这也有利于法制的统一。从数量来讲，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少杀、慎杀这样一个原则。但是从适用的角度来讲，并没有数量的绝对要求。
记者：我这有一组数字，提到有378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家属，还有被害人，得到了780多万的救助赔偿，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曹院长：确实现在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被害人受害，他的人身受到严重的伤害，这样的话，被害人本身的人身、健康，包括生活失去了保障；如果他生命被剥夺的话，他的家庭也可能失去整个的生活保障。就是说，犯罪分子他应当作出赔偿，但又无力赔偿，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也在探索建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救助和支持，即给予刑事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使他们的生活能够有所着落、有所保障，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体现了人民法院的一种人文关怀，包括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记者：会不会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或者是经济负担？
曹院长：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法院一项新的工作，必须花费很多的精力，本身要做很多的工作。应该讲，去年一年，整个工作整体进展比较好，全国十个高级法院开展了这项工作。今年我们想，能够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设立更多的基金，并能够在更多的法院推开这项工作。
解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级法院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共依法宣告1713名刑事被告人无罪。同时，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各级法院加大了诉讼调解力度。2006年全部审结的民事案件当中，有30.41%的案件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其中民事一审案件的调解和撤诉率达到了55.06%。
记者：为什么在调解方面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比例？
曹院长：现在我们国家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无论是社会转型也好，经济转轨也好，企业转制也好，尤其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都进入了人民法院,这些矛盾如何解决？实际本身是对人民法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就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这些案件。但是我在想，更难的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判决，而是对这些错综复杂矛盾，能够予以比较好的解决，或者化解。
记者：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公正的判决，未必意味着矛盾已经解决了？
曹院长：从这个角度讲，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在判决过程当中，要寻求更好的办法。调解是我们国家非常好的传统。调解是化解矛盾和纠纷的一种有效方法，它在化解矛盾、妥善兼顾各方面当事人的利益，彻底解决纠纷，便于各方当事人遵照、执行方面，起到了判决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讲，为越来越多的法官所认识，所接受，也越来越多为社会所认同。我们调解比例也不断在上升。
记者：对这个理念的追求，是不是意味着法官的工作量要比以前大，对法官的要求要比以前高了？
曹院长：这要求我们法官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这要求我们的法官，必须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理顺群众的情绪；这要求我们的法官，必须要有大局观念，要学会妥善兼顾各方面当事人的利益；同样要求我们法官必须增强自己的息事宁人、定纷止争的能力。
解说：执行难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问题。2006年，中国法院系统进一步加大了“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力度。在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开展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仅用六个月的时间共清理执结78万件积案，为债权人追回2160亿元。
记者：采取这么大规模的清理执行积案，这在以前有过吗？
曹院长：应该讲，去年为期半年的清理执行积案的活动，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这些年来前所未有。但是像去年整个半年的清理执行积案的活动，并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的清理积案。我在想，去年为期半年的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最关键的是在清理积案过程中，注重建立一种机制，建立一种长效制度。就是希望从根本上，来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比方说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建立执行的领导协调机制；比方讲，我们对重大的执行案件进行督办，对一些违法抗拒执行，阻挠执行的，建立重大典型案件的通报制度。当然，我们也加强了自身建设。所以去年一年，执行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记者：这是不是传递出一个信息，以后我们会加大执行力度，让法律白条越来越少？
曹院长：我想，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不仅仅是人民法院追求的一个目标。党的十六大和六中全会文件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也是我们全党共同的努力目标。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做好工作。
解说：2006年，全国各级法院进一步落实司法为民的工作机制，加强信访处理机制，畅通信访申诉渠道，最高人民法院全年办理的涉诉信访件同比下降4.71%。地方各级法院办理的涉诉信访件同比下降11.18%。
记者：去年最高院和地方各级法院，涉诉的信访量同比下降，而且是两位数以上的下降。
曹院长：为什么能出现这些下降的趋势呢？当然首先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终强调要高度重视涉诉信访的重要性，第二个方面，注意从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源头是什么？就是要下大气力提高一审、二审案件的质量，要下大气力做好调解工作。案件质量提高了，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了，涉诉信访肯定就会减少。第三，强调责任，建立涉诉信访的责任制，分工负责，不能互相推诿。第四，重大的涉诉信访案件要进行督办。经过努力，应该说整个涉诉信访总量、势头在逐步下降。当然，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任务仍然非常重，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记者：我们报告中指出在2006年的时候，咱们各级法院开始推行人民法庭直接立案这样一个制度，有6520个人民法庭可以直接立案，占法庭总数的60%，是不是意味着老百姓告状更容易一些了呢？
曹院长：对广大老百姓而言，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偏远地区的老百姓而言，他们打官司主要是在人民法庭。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打官司在人民法庭，他要起诉，要立案，按照规定，都要到县法院，那么这对广大的偏远地区、交通非常不方便地区的老百姓来说，到县法院去起诉、立案，很显然是非常不方便，这些年来，最高法院非常重视怎样在司法为民方面做好工作。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制度，也是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方便群众诉讼实行的一项新的重要的举措。
同期：报告
解说：2006年中国法院系统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更加注重审判作风和廉政建设，去年共查处违法违纪人员292人，和去年的报告对比减少了86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109人，比去年有所增长。
曹院长：法院违法违纪总人数的下降，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年来，人民法院在加强法院队伍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严格执行违法违纪审判责任追究制度方面的整体效果已经开始体现。另一个方面，我在想，追究刑事责任人数增加，也说明我们加大了查处的力度。我们特别强调要从最容易发生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的岗位和环节上查起。这个岗位和环节就是法官所处的岗位和环节。从这个角度讲，也体现了我们力度是大的，决心是坚定的。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还要继续按照中央要求，坚持反腐败，坚持司法廉洁，坚持搞好自己的队伍建设。
解说：在展望2007年法院的工作时，肖扬院长在保证审判权和执行权的正确使用中，特别提到了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
记者：这是为什么？
曹院长：说到底，就是为了坚持法制的统一。在允许法官自由裁量的情况下，往往就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形：不同的法官，对同一类型的案件进行裁判，往往可能会发生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也时有披露，也产生了一些社会争议。
曹院长：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我感觉还是从两个方面做起：一个方面，积极推进立法，包括最高法院依法做好司法解释，包括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统一司法的尺度，统一裁判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必须要求我们所有的法官，必须始终坚持司法公正的理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他要自由裁量的时候，不受任何权力、金钱、人情的影响，确保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记者：有人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不是意味着压缩了法官寻租的这样一个机会呢？
曹院长：当然，如果有了更加明确规定，应该来讲，要想避开法律的规定去判决，这种空间肯定会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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