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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在3月3日之前，嘉陵江的水被大量囤积在水库之中。从这天早8时起，从上游四川省境内的桐子壕、宝珠寺、东西关三座水电站下泻的流量超过了重庆段嘉陵江原流量的5倍之多。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中国，水的治理权力分散在水利、农业、电力等9个部门，一般被称为“九龙治水”。事实上，“川水调渝”的要求直接来自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其间又牵涉到了国家电网、中国华能、中国华电等利益部门。
“水的调配有一个原则，‘电调服从水调’，电力用水的多少一般只影响经济效益，而生活和农业用水则是严重的民生问题，”严永辉说，“不过这个原则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
早在冬末，重庆市的城乡民生用水就已经面临困难。重庆市一度希望静悄悄地独自“消化”这一困难，市政委员会在2月份加紧供水设施的改造和升级，以便适应低匍的水位，整个过程媒体没有报道，市民也并不了解。不过到了3月初，长江和嘉陵江的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消化”已无可能，重庆市遂由市政府秘书长带队，派相关官员赴四川省沟通。不过跨省调水在长江流域尚无先例，又涉及多方利益，比如宝珠寺水电站的所有权就属于中国华能集团而非四川省，因此即便由国家防总居中调度，亦需要一个过程。
数日之内，重庆市又一次像去年夏天干旱时期时呼吁城乡居民自力更生，重庆市水利局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分赴各个缺水区县指导各地民众打井、修塘坝、截潜流，试图加大蓄水量。重庆市政府就此宣布，计划在2007年内打井1万口，以便解决10万人的饮水苦难。
几乎每一个与水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在呼吁改变“九龙治水”的现状。曾有评论称，水权分配、流域管理等事务应该由一个“更为超脱的部门”来执行。直到现在，“超脱”二字隐喻的纠结感依然存在。
除三峡水库之外，重庆行政范围内还分布着超过2730座水库，总库容达到了37亿立方米，而影响重庆用水安全的，还要包括陕西、四川等上游地区的更多水库和水电站。不过在这一年中的两次干旱期间，这些水库的调节水量的功能并不容易得到充分的发挥。恰如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些水库大坝要么属于由华能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管理，要么属于当地政府或公司，大坝的运行必然独立于下游政府。在水电站的发电需求和调配水量的责任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发电需要蓄水，而下游干旱则需要放水。在一些水库，发电的黄金季节里水量丰沛，它们却畏惧洪流而下放水量，而在枯水期间，它们则为了发电而蓄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普遍性的江河枯萎。
水利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曾撰文记述，“出现全国性的电力短缺后，各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对电力项目的投资热情高涨，同时也出现了‘跑马圈水’、‘跑马圈电’，抢占资源、争夺项目、盲目开发等现象，有些2～3级支流上，有的地方政府把整条河流小水电开发权给了民营企业，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开小煤矿一样遍地开花之势。”他批评说：“梯级电站的盲目运行会损害水资源。”
缺水难免导致争水事件的发生，幸好得到了控制。最近几天，在重庆郊区的西湖镇，一些农民之间对于梁家湾水库的使用权有着不同意见。最近又被重庆媒体提及的一次纠纷是，2005年的旱情中，万州区太龙镇一位农民不允许其弟从共用的堰塘里放水，进而持刀刺伤了弟媳。
另外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一个位于距重庆市区120多公里外的丘陵之中、只有一条不能通行汽车的土路与外界相连的居民点，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这个村庄中多是简陋的竹篾房。村里有电话，但“通讯基本靠吼”，农妇对着山坡高喊让村长下来，然后她要等上15分钟。尽管没有钱，村民们还是充满勇气，2006年他们集体伐树、开路，绕过山丘，把小土车推到了山谷里的冉家河沟旁边。
3月10日，冉家河沟不过一米多宽，由一条仅一米高的土坝引导着，看上去很难解决整个村庄的问题。但是毋庸置疑，它即是村民们的全部希望所在。在2005年夏季洪水之前，这条小溪流经的这个山谷就曾是村民们的“水库”所在。那年的洪水冲垮了建于1972年的泥土堤坝，于是水体缩小了，直至在他们的提水站附近消失，村民们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水源。
不过，当村民们要求重庆市水利局在资金上予以帮助时，水利局依据法规做出的答复却令他们失望。依照重庆市的水利法规，五龙村四组的“水库”实在是太小了，只能算作“山平塘”，只是重庆市15万个山平塘中最普通的一个而已。
即便是如此之小的水利设施，也需要资金50万元。由于村子里的缺水情况确实严重，镇上曾在去年表示提供帮助，不过能提供的资金只有5万元。村民们的勇气消散了，只好重新拿起塑料水桶去远处挑水。
在中国，水利设施的建设不再由国家包揽。水利部门希望通过产权给予等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们自己动手建设一些小的项目。不过这一政策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村庄资金匮乏而无力改变现状。
在五龙村四组，年迈的农民们挑水饮用，往返需要一个小时。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打工，这个“空巢村”如今只留有一半人口。农业用水就彻底谈不上了，组里原有水田超过100亩，如今都变成了旱田。走在1974年建成的梯田上，一位村干部问本报记者：“你能不能去两会给我们提个案？两会还没开完噻！”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不只是重庆一市的问题，只不过在这里，干旱像一支显影剂，使得事实浮现。
为了缓解长期存在的干旱隐患，重庆市制订了一个造价超过70亿元的工程计划。2007年这个城市将建成开县鲤鱼塘等5座大中型水库主体工程，新建、改扩建100个乡镇供水工程，建成城市达标堤防15公里，完成雨水积蓄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4万处，新增旱涝保收面积30万亩，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整治面积2500平方公里。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计划是，重庆市将新建7个污水处理厂。
污水，亦是重庆缺水的原因之一。“越是水位降低，污水的问题就越严重。”重庆市水利部门表示。即便是在一些水库周围，农民们依旧无水可用，就是因为沉积的库存水几乎全部是污水。
这一计划中包含了重庆市为了缓解农村用水问题做出的新努力。在那些丘陵之间，一些资金匮乏的村庄可以从这个工程计划中获得资金用来修建自己的水利设施，而无须完全自力更生。
至于“毛细血管”，即山平塘和引水渠这样的最小型的水利设施，要构成健康的网络则不容易。在五龙村四组有一个既好又坏的新消息，一位村干部相信，他们所属的重庆市长寿区政府，多少会为他们的水源地建设提供一些资助，不过，资助额决不可能达到工程所需的全部50万元。
等待的人仍在等待，干旱的地区仍面临干旱，不过在重庆主城内，关于春旱的话题似乎已经暂时结束了。
3月11日，王贤凤和同伴又一次走到嘉陵江大桥下，重新开始他中断了十多天的收废品的工作。如今的嘉陵江又恢复了作为大河的威严，春水足而艨艟起，两千吨级的运沙船在前日夜里从长江上开了过来，将为其主人带来新的可观利润。王贤凤亦可从中获利——他能在船上收到铁。
在重庆的有关水的经济链条中，王贤凤和他的二十多个伙伴也许是最末一环。现在，整个城市的经济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在王贤凤的头顶处，重庆市新建的轻轨大桥高高耸立在嘉陵江上。晨光熹微之中，与干旱相伴的那层闪光的薄雾未散，繁华都市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舞蹈与喧哗。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这位农民一边跟你说话，一边搅动着粪池，弄得半个山谷都弥漫着强烈的气味。“稻谷不好种也得种，还指望秋天种红苕？”他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下雨，那我现在就希望下雨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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