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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上反腐败”的新精神
2月26日，中纪委宣教室副局级检察院闫群力接受《暸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中纪委、监察部已经酝酿两年多。
“这个由中央纪委法规室主持完成的方案，早在去年已由中央纪委、监察部联合递交国务院。”闫群力表示，新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将直属国务院，级别最低为副部级，且建议由监察部部长兼任第一任局长。在这个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成立之后，各地方政府亦将对应设置相应级别的预防腐败机构。
据闫群力介绍，即将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国家级的执法机构，其职责范畴远大于反贪局，重点在于反腐败，体现从“源头上反腐败”的新精神。
关于建立预防腐败局的背景，闫群力分析认为，最早源于中央领导提出的源头反腐方针策略。
2003年，黑龙江“官场地震”引起高层重视。当年5月初，吴官正在黑龙江工作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体系，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这成为建立惩治与与预防并重的反腐败体系的契机。而几年来的反腐败实践显示，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协调预防腐败的工作，加大力度，加强法规方面的研究。
自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
“此前反腐败遵循‘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后来又加入了的‘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八个字。”林喆说。
2006年8月3日，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北戴河一次内部培训上发表讲话。一个月后，该讲话以“要在源头上防治腐败”为题发表在《求是》杂志上，文章以“扁鹊治病重预防”为例，指出中国自古就讲“万事防为先”、“防微杜渐”等道路。
同年10月23日召开的国际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上，中国、英国等八个国家领导人亦达成共识，认为“预防胜过治疗”，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已将预防腐败当做根本的发展战略。
而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另一个背景是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组建该局“是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反腐败工作中心的变化带有规律性——在设立反腐败机构的早期，往往把打击贪污犯罪作为工作重心；随后逐渐从惩治腐败转向教育和预防。中国的反腐工作也有同样的轨迹。
早在2003年12月10日，中国由监察部、外交部委派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个在两年后正式实施的公约，其第二章的两个条目专门提到“预防腐败政策”。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设有一个或酌情设有多个机构”以预防腐败，并赋予这些机构“必要的独立性”，以及“必要的物资和专职工作人员”。
时至2004年初，国务院针对公约的实施，专门成立了由25个部委组成的协调机构，以全面系统地研究本国法律及机构的衔接问题。
一年后，2005年1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正式颁布，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预期在2010年建成。
“从‘刹风治标'逐渐转向‘标本兼治'，就需要一个机构专门抓预防腐败的工作。”林喆说。
香港模式
“国家预防腐败局有可能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或者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的经验。”林喆分析。
事实上，近几年来，内地的反腐败机构与香港廉政公署的交流日益紧密，在交流经验的同时，也加强了反腐败合作机制。
其中，廉政公署下属的防贪处与内地反腐机构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不时交流分享防治腐败的经验，近年曾先后派员到访内地的检察院和监察单位进行交流，同时又获内地不同单位邀请，特别就重大工程项目和招投标程序等分享经验。
2007年初，香港廉政公署署长罗范椒芬应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来内地参观交流，同时，与中纪委宣传教育室也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3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首席新闻主任陈洁云向《暸望东方周刊》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状况。
香港廉署是伴随着经济起飞与社会发展而建立和成长的，廉政公署英文名称的意思是“独立反贪公署”，“独立”乃是这一机构的精粹。在香港回归前，廉署的中文名称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廉政专员直属总督，专门从事公私企业机构的反贪任务，拥有极大的权力。
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政府独立反贪机构—廉政公署，以调查、教育和预防“三管齐下”的综合性策略，全面治理贪污问题。
香港廉政公署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其中防止贪污处有55人，占总人数不到5%，其职责类似内地的预防处。他们负责审查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过程，寻找可能导致贪污的隐患，及时提出防止贪污的意见。
而该处一直以来透过定期审查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及时堵塞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并在制度或运作上增加透明度与问则性，令贪污分子缺乏萌芽生长的条件，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防贪处成员中不少具有专业资格，如会计师、核算师、工程师、测量师和咨询科技专才等，也有曾任职于不同五政府部门经验丰富的行政或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对不同专业或政府各部门运作都有深入的了解，在进行防贪工作时，往往能够收到更佳效果。
防贪首要任务是“源头治理”，陈洁云表示，防贪处是担当“抓源头”的“大旗手”，全力协助部门机构完善内部制度和系统，预防任何导致贪污腐败的漏洞。
“以公营机构为例，廉署因各个部门的不同需要，“量体裁衣”地制定确切的防贪建议，概括来说可以归纳为三项大原则，分别是从简、问责及透明”。
诚然，推动防贪工作并不能单靠廉署的努力，为此，廉署的策略便是与部门、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导致“双赢”的效果。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说：香港廉署成为独特的例子，引证了透过与公、私营界别在各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可更有效对付贪污。
《解密香港廉政公署》一书的作者、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何亮亮的《暸望东方周刊》表示，廉政公署在香港成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受世界关注，关键在于它的独立性。
“廉署是完全独立的，只从属于行政长官，廉署不属于政府，其成员的待遇比照政府官员，如此则不受政府其他部门的牵制与干扰，可以充分行使其反贪工作的权力，而廉署人员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廉署享受其独立性的同时，也受到香港法制的制约。“在立法会还有专门监察廉署的专门委员会，市民如果对廉署有任何投诉，可以找这个委员会。”何亮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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