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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价3元的药，零售价卖到69.3元
就在高敬德和假药“云仙”较劲的同时，他所在的丽天药业也正在和真药“老方”谈销售代理的事情。生产“老方”牌的药厂还专门派人到上海谈判，公司派高敬德接待。
有意思的是，假药所在地澄江县的一位副县长也随“老方”的人一起来到了上海。据老高说，就是“来游山玩水了”，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的园林，都兜了一圈。
谈判很顺利，丽天药业准备代理销售“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不过高敬德跟药品的定价又较上了劲。
高敬德去云南两个药厂调查的时候，就了解到了天胡荽愈肝片的成本价，假药成本价1.45元，批发价4.5元；真药成本价3元，批发价9元。而公司在参考了外地的定价后，将药价定为136元／盒，准备报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批，后来老高才知道公司在经办人一栏上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这药的主要原料就是天胡荽草、杏叶防风、虎掌草这些普通药材，既不是急救药也不是医保药，同类的药定价也就在20到30元。”高敬德在公司内部提出定价太高，几番交涉后，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核批准了69.3元的市场零售价。
据老高介绍，我国临床使用的药品中，属于物价部门定价的药品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药品由企业自行定价，报物价部门备案。物价部门审核最高零售药价时，会参考药品的成本清单。“为了赚取暴利，一些经销商会和药品生产企业一起虚构和抬高药品成本。”
他举例说，成分中的天胡荽草，成本价只是几块钱一公斤，审批药价的时候每公斤写成几百、甚至上千元，然后疏通关系，会很顺利地批下来。
高敬德说，作为一级代理商，公司每盒60元的利润中，有一半多要作为公关费拱手相让。“医院拿到15%~20%，医生拿到的可能占到40%，剩下的才是医药公司的。如果不这样分成，产品肯定推销不出去。”
尽管深谙行业潜规则，执拗的老高还是觉得把进价9元的药卖到60多元太离谱，实在没别的办法，只好瞒着公司向上海市药监局和物价局举报“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
高敬德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丽天药业和云南佑生药业公司签署的总经销协议书，上面清楚显示规格为每盒100片、每片0.3克的天胡荽愈肝片，批发价为9元一盒。
这份只有业内人士才能拿到的协议书，引起了上海市物价局的重视，经与市中药行业协会价格委员会的协商，最终把天胡荽愈肝片的价格降为每盒19.8元。不过，调整后的市场零售价于2005年11月30日起才公布执行，而丽天药业经营这种药已经一年多了。
从经销协议上看，丽天药业2004年共批进此药45万盒，2005年又加量到70万盒。这些药如果按照69.3元的价格销售的话，患者为此多付的药费就达5692.5万元。
药价降下来了，高敬德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工作。
早在高敬德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后的几天，公司领导就找到他，问其是否到药监局举报了。高敬德起先不承认。但董事长李军马上说出他举报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高敬德知道自己被出卖了，只好承认。公司以旷工为名将他辞退了。
高敬德很快应聘到成都一家医药公司，但没做多久就不干了。因为在他心里，已经跟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天胡荽愈肝片较上了劲，他决定把这件事搞到底。“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在市场上销售一天，他就一天不能安生。
失去了工作，时间充裕了，高敬德开始不断地向各级药监部门举报。三天两头，他就去趟药监局，问问有没有进展。同时，他给新华社写信反映“云仙牌”假药事件。经过调查核实后，新华社发了内参。老高拿着内参，自费进京到国家药监局举报。
所幸的是，他的举报引起了国家药监局的重视，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浙江省药监局亲赴云南，会同云南省药监局将澄江县的制假窝点取缔了。
公司卖假药却自称不知情，还得到法院的支持
制假窝点端掉了，高敬德的战斗却远远没有结束。
假药仍在全国范围内邮购销售。这时候，高敬德把目标锁定在“云仙牌”的全国总代理——浙江省金华市泰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他又开始自费到浙江药监局及公安局举报。
2005年3月，浙江省药监局书面答复高敬德：“根据你的举报，金华市药监局已对金华泰来公司作出警告、没收查封扣押的药品(货值23716.8元、480瓶)的行政处罚；鉴于本案尚未构成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故不移送司法机关。”
对这个回复，老高很不满意，根据他掌握的情况，泰来公司的售假金额至少大于这个数额几十倍，完全够得上追究刑事责任。“这肯定是地方保护！”固执的老高又开始自己搜寻证据，甚至自己掏钱给线人。
正在他四处举报的时候，有一天意外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一个叫林剑的人在电话中告诉他，如果不再管“云仙”的事，他可以得到20万元的好处。“他说已经给了金华市药监局某些领导100多万元，省药监局也有领导拿了钱。事情已经摆平了，让我死心。”高敬德对这段谈话记忆犹新。
早已有所准备的他，把林剑的话全部录在了随身带着的一个小采访机上。2005年8月,他向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递交了这盘磁带和举报信。
因为迟迟没有回音，2006年2月份，高敬德又来到浙江省纪委，信访室的同志告诉他，材料已于8月24日转给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马上又到省药监局查询，而答复居然是没收到。
在高敬德的再三要求下，浙江省纪委和药监局分别出具了“已寄出”和“未收到”的书面证明，且都加盖了公章。
浙江省纪委一位领导在电话中否认曾收到过录音磁带，声称只收到了举报信。而浙江省电视台一名姓郑的记者证实，他曾跟随高敬德到纪委暗访，工作人员承认确实收到了录音磁带和信，并已经转给省药监局。
2007年1月9日，浙江省药监局办公室主任于建强面对记者的询问，解释说：“这很正常，我们订的报纸和杂志有时不也收不到嘛。”
所幸的是，2005年7月，老高二上京城，到公安部和国家信访局反映云南、浙江两地有关部门对制售假药所持的不作为态度，很快有了结果——2005年9月23日，浙江省药监局寄给高敬德一份《复查意见》：“目前此案已涉嫌犯罪，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并对非法经营者林某、郦某，假药生产者邓某等人刑事拘留……”浙药监稽局函2006第9号中又回复，检察机关即将对三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2005年11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向媒体公布了浙江省8起药品大案，“云仙牌”假药案名列其中。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泰来医药从云南共购入“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13批次计59476瓶，分别销往13家单位。
本以为假药该从此销声匿迹了，可2006年1月，高敬德又在上海市南大路一家性保健品商店发现了“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他用80元买了一盒，赶紧又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中心举报。让他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走在街上的他突然被人套上麻袋，一顿毒打。
“他们连我举报用的电话号码都说出来了。”高敬德叹口气，直摇头。
平静的日子再也没有了。他记不清家里的玻璃窗被人打碎了多少次。一次，小舅子也无故被人打破了头，妻子再也按捺不住怨气，提出了离婚。“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她不该跟我担惊受怕。”高敬德尽力作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因为害怕被报复，高敬德过上了“游击”生活，每个朋友家住几天，还常常不得不在公共浴场过夜。有一次，他借住的朋友家的窗子也被砸碎了。“那是我最最伤心的时候，我觉得太对不起朋友了。”他什么也没解释，默默收拾了行李，马上离开了朋友家。
就在高敬德在上海又发现“云仙牌”露头后两个月，200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云仙假药案中三位涉案人非法生产销售药品一案，并在2006年5月17日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林剑等3名责任人3~5年有期徒刑。
2006年9月，金华市药监局又对泰来医药发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合计426万余元。据称，这是浙江省药监系统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
不过，让老高没想到的是，泰来医药对金华市药监局的行政处罚不服，又向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更让他吃惊的是，法院竟然判泰来公司胜诉，并撤销了金华市药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是销售假药是个人行为，公司并不知情。
“怎么可能不知情？我查到假药后一年多，市场上还能买到，公司怎么可能不知情？”老高忿忿地说。
记者找到位于金华市区的泰来医药公司。总经理赵锡华面对记者大倒苦水，一再声称公司也是受害者。“林剑是厂家的人，办公室安在我们这里而已，我都没见过他，哪里知道卖的是假药呢？而且，自从2004年五六月份接到上海局的通知，我们一瓶也没有再销售过。至于市场上为何还能买到，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曾任金华市市长的原浙江省药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尚金今年2月初因涉嫌受贿在深圳被捕。郑的前任周航因收受300万元贿赂，于2002年8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前后两任药监局长受贿落马，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
2007年3月7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金华市药监局对泰来公司的上诉案，当庭没有宣判。这一天，高敬德正因劳累过度患上胸膜炎，躺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的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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