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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来的每一天，对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来说，都是紧张的“24小时”。
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自去年五月份以来，我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他认为，冲突的导火索，是在教授职称评定会上，自己两次不理院长先生的打断，触怒了对方。
随后，张鸣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进一步指出，他曾于去年暑假，向某媒体记者证实了人大国关学院克扣硕士、博士论文答辩费之事，从而被戴上了“捣乱者”的帽子。“李景治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张鸣说。
“说良心话，我跟李景治先生之间，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在去年职称评定会之前，我和他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学科问题上，完全是学校内部的事务。但关于职称评定以及之后的种种风波，已经超出了学校内部事务的范围，具有很广泛的公共性，实际上涉及了当前的学术评审，涉及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
“去年称评定前夕，评委的名单公布之后，我问院长：为什么职称评定的评委要由院长办公会，也就是院长来定？为什么不由学术委员会讨论？院长回答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
此次职称评定，张鸣力挺萧延中先生，因为“他够格”。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萧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就蜚声海内外，而那时大多数评委，包括李景治和张鸣，都还没有著作。近年来，萧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等方面发表论文18篇，并参与了多部书籍的编撰工作。“但院长认为，唯一的名额只能给科社的人，因为在学科归属上，他是科社专业的。”张鸣说。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出，一场所谓的学术评审，从一开始，就跟学术没有多少关系，行政权力，在其中起着绝对的操控作用。”张鸣忿忿地问：“我们的大学，现在还是一个学术场所吗？”
“从大的方面讲，大学分为厅局级大学，副部级大学，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所有的学术评审，评委的选择，只看官阶，不看学术地位，官大学问大；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学里，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是由院长决定的，即便如此，这个委员会一般也没有事做，三年能开两次会就不错了。学院的所有事情，都由院长副院长决定，院长还私下将自己的弟子聘成院长助理。所有的会议，都是院长先讲，然后副院长讲，然后助理讲。教师，即使你是大牌，也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新生入学典礼，台上坐的是以院长为中心的领导班子，从来不想着把自己所谓名牌的教授展示一下。这样的大学，跟官场有区别吗？院系是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细胞，如果连细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如此田地，那么大学的衙门化程度已经深入骨髓。
“学术评审，如果只按长官意志，那么正常的学术激励就完全权术运作，如果触动了一点这种行政学术的禁忌，就会遭到严厉惩处。这样下去，我不知道外界对我们的学术，还有没有起码的信任？”
一位名叫“亦忱”的网友，自称只是“张鸣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随笔的忠实读者”。他认为，张鸣事件可谓“逆淘汰”的注脚。他认为：“在当代中国，无论在官场、企业或是在学术机构，都广泛存在着‘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张鸣不知天高地厚，要公开地挑战自己的顶头上司，不合时宜地去打破这种人人都司空见惯、普遍接受的现象。实在是犯了在中国为人处世的大忌。”他由此推断张鸣必然“前途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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