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来没有哪一部法律像物权立法这样充满曲折和反复，这与物权法本身的重要性及中国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物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认财产、利用财产和保护财产的基本法，它上涉国本，下系民生，围绕着物权立法的种种争议，其实质就是不同权利划分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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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新华社的报道称，“中国发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信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酝酿到出台，被民法学者王利明谓为“立法非常复杂”的物权法历时13年，连破六审、七审纪录，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波折，在艰难中作出抉择。
尽管有些反对声音，但外界普遍认为，物权法已经“呼之欲出”，不可阻挡。
艰难的刍议
1998年1月，主持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委托6位专家、两位退休法工委干部和1位法官组成民法典起草小组，他们的任务是起草民法典和物权法。
这是王汉斌卸任前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这时，合同法草案正等待通过，物权法起草时机已经到来。
物权法于1994年被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迫于经济发展形势，作为市场交易保障的合同法优先启动。合同法主要调整财产流转关系，而物权法侧重调整财产归属与利用关系，“物权”和“债权”均是民法最基本的法律制度。
作为整个民法典的基础，物权法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民法典起草小组提出“三步走”战略：1999年3月出台合同法；从1998年起，用四五年时间(大约到2003年)制定通过物权法；到2010年，完成“中国民法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受托起草物权法。他领导的课题组其实早于1993年成立，这一年春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宪法。
梁慧星的建议稿于1999年10月完成。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第一次专家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提出不同意见，他成立了另一个课题组，于2000年底拿出第二份专家建议稿。
“两稿的内容其实差别不大。”梁慧星说。最大的分歧在于，梁稿将所有权分为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两类，基本精神是“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即“一元论”；而王稿则按“国家、集体和私人”划分所有权，即“三分法”。
北京大学民商法教授尹田说，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是一种技术划分，“远离意识形态”，“比较超脱”，“更多考虑物权法本身作为法律规则独立发挥作用，公法和私法界限分明”；而“三分法”源于现有三种所有制形态，“重视意识形态和现行政策，比较接近中国法律特点”。
梁慧星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回忆，讨论梁稿时，有人质疑，“不强调国家利益，那还是社会主义法律吗？”王利明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也认为，从学术立场上，他赞成梁慧星的思路，但“三分法”“比较符合现实”。
“三分法”维持中国现行法律对财产所有权的分类，也获得人大法工委的支持。尹田说，“三分法”的道理在于，国家所有权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孤零零的一个名词摆在那儿很奇怪”；而且，“如果国家所有权不重点规定，通过都成问题”。民法典起草小组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说，在法工委看来，梁慧星的“一元论”根本无法通过。
2001年底，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在梁、王两稿基础上形成“征求意见稿”，体例以梁稿为主，所有权设计吸取王的“三分法”。
“征求意见稿”同时也强调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原则是物权法的指导思想。王利明对本报称，个别规定并不排斥对其他所有权的保护。但在梁看来，它在平等保护方面只是“跨了半步”：在“所有权”一编中，没有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三种所有权在三章中分别规定。“就像改革开放前报考大学填家庭出身”，梁慧星说，区别意味着不平等对待，“首先形式要平等”。
梁、王的争论尚未在学界展开，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提出启动第三步战略，应尽快进行民法典立法工作。民法学者转向制定民法典；物权法已有“征求意见稿”，没有另外委托。梁、王的分歧还体现在，双方各自起草了大部头的民法典草案。
2002年12月23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物权法作为民法典的其中一编，被首次提请审议。多数常委会委员认为民法典尚不成熟，“以分编通过为宜”，暂时搁置，抓紧制定物权法。
2003年，人大换届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慧星提议废止这部“邦联式”的民法典草案，他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并与立法工作机构产生了分歧。这个“中国民法典”的主要推动者宣布不再直接参与民法典和物权法的学术讨论会议。
2004年3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物权法是否明确平等保护私人财产“大局已定”。
一万多条公民建议
换届后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物权法纳入“十五”立法规划，并预计在2005年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但直到2004年10月，物权法草案才接受首次单独审议，即第二次审议。
有学者透露，由于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在即，物权法暂被搁置。
孙宪忠列席了二审的讨论。他认为，物权法延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学术准备不足，除了常委会委员们不懂以外，许多民法学家对物权法也只是一知半解，“基础的常识都达不成共识”；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那么多版本的建议稿”。
比如，孙宪忠主张拾得物归还支付一定报酬，因为保管等也需要费用，有不少学者提出：“这样如何教育孩子？”还有一著名老教授问他：“我把包放你脚下，现在你跟我要报酬，行吗？”孙回答说：“我们讲的是遗失物，难道你自己找不到包吗？”
从民法典抽离出来的物权法，在二审前进行了一次修改。2004年8月，人大法工委邀请了十多位专家，在8天的时间里逐条修改草案。
武汉大学教授孟勤国回忆：“一审稿受到两头夹击，对于国家所有权的保护，有的人认为规定多了，有的人认为规定少了。”
就在这时，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炮轰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质疑顾采取多种手段“套取”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流失一时成为舆论焦点。第三次改革论争拉开战幕。
二审稿对国有企业财产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做了细化规定，有人统计，“国家”、“集体”的规定远远多于“个人” ，但三种所有权被归到一章，保护私产方面也有了更多细则。
而三审转眼已到2005年6月。最明显的变化是明确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破坏国家、集体和私人的财产。”
200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物权法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
2005年10月，物权法“四审”如期举行。一万多条公民建议如何影响立法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公民房产权备受关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吸引了城市业主群体的关注；建筑用地70年届满可自动续期；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的建议更是大胆。
此时，物权法进入公民立法阶段。民法学家乐观地估计，2005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后，物权法有望在2006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交表决。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一万多件公民意见中，一封特别的来信正在影响物权法的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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