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争夺试验新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仍处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资源配置权限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与此同时，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成为了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
来自湖北的3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42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国家在武汉设立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中部地区体制机制创新积累经验；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引领中部崛起的重任；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自海南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干脆吁请国务院将海南列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此前，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希望成为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四大区域板块同时发力对“试验区”的争夺，其中的悬疑来自结果的判断，也来自“争夺”动作背后隐藏的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
“试验区”战略价值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尤其滨海新区的设置，着眼点在于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鉴于对此的认识，目前高调加入争夺战的省份大多以带动区域发展的姿态表述理由：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认为，武汉在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承接梯度转移的枢纽作用，在武汉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极大增强体制优势，为湖北真正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制度保证。
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在向当地媒体陈述湖南“争特”理由时说，在长、株、潭三市进行综合配套试验，有利于打破区域体制机制性障碍，对中部地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示范作用。
来自沈阳的人大代表则认为，开发建设沈阳沈西工业走廊，是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进而建成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的标志性骨干工程。
沿海地区的“申新”则更强调自身的区位优势。海南的政协委员则在提案中称，随着新一轮改革进程的推进，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焕发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提案认为，海南作为的岛屿省份，既具有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又是位于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主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其他大洲与国家的重要出海口，其地理位置和区域优势明显。
广州则认为，在全国开发区原有优惠政策开始逐步淡化的形势下，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推动发展，成为当前面临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新区如果能落户广州则是一个好契机。
同处岭南的广西也将目光聚集到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面向东盟的门户，广西希望在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推出北部湾地区作为祖国南陲的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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