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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之于菁菁学子，是说不尽的仰慕与崇敬；清华之于中国教育，是九十余载的辉煌与厚重。冯友兰尝言：“清华从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的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
的确，九十六个春秋，这一座人文荟萃、毓秀钟灵的清华园，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经历了一次次凤凰涅槃的重生，在无数的“光荣与梦想”中见证了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沧桑历程。
知耻而后勇——初创时期
清华的诞生，最初乃是清政府利用美国政府“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而办起的留学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在美国，又通常叫做“赔款学校”。清华的“乳名”带着国耻的烙印，然而沉重的起点却书写了一段“痛苦与骄傲交织”的历史。
1911年4月1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急于向西方学习的清华人几乎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这也成为学校追求的目标：从学校设施、管理体制到对学生的培养，无一不是美国式的。校园内所见之“四大建筑”，即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与科学馆，都是根据美国工程师的图纸建造起来的；学生所研习的各门功课，也主要是根据美国中学及大学课程内容而设置，包括全英文讲授的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课程。在学校范围内，英语代替了汉语，除了少数几门国学课是用汉语讲授外，其余的大部分课都用英语讲授。学校的行政会议、报告、期刊、校长或中外名人在学校的讲演、学生自己组织的辩论会等也都采用英语。更有甚者，早期的清华学校的校歌也是由一位美国女教师写的英文歌词。难怪乎，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之后有“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之叹。此言是褒是贬，颇具玩味。
因为，任何一个学校都需要创造并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独立的，而非从属的，她是遭遇艰难曲折时迸发出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奋斗力。当洗刷国耻的迫切与热忱回归到理性的审视与思考，清华人开始寻找着一种属于清华的精神，探寻一条学术独立之路。最具标志性的，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作的《君子》讲演，他借用《周易》中的话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人“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学校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并将这八个字刻于校徽之上，永久流传。时至今日，这八个字仍是清华校训，师生以此自律，视其为“清华精神”之精髓，代代相传。
从1913年10月清华送出去第一批留美生到1929年清华留美预备部结束，清华学校先后选送留美生总计1099人，还有各种津贴生、官费生以及“袁氏后裔生”549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学成回国，并成为我国各界，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界的栋梁之才。侯德榜、金岳霖、吴宓、陈达、茅以升、叶企孙、陈岱孙、闻一多、潘光旦、梁实秋、梁思成、顾毓、周培源、高士其、王力、马寅初等就是杰出的代表。
追忆似水年华——独立人文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这是清华学术走向独立的起点。梁启超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中直言，留学预备学校时期是清华的第一期事业，“于模仿裨贩上实已有相当之成绩”，但是“中国学问界决不以此为满足，自今以往，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
梁任公看似平常的几句话却起到振聋发聩的功效，给清华的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助力。1925年，在学术独立的呼声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运而生，一改清华建校以来忽视中国文化的风气。在国学研究院，最受瞩目的要算是“国学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他们秉承着“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治学理想，开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境界。一时间，清华国学院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并培养了一批“国学”人才——后人称之为“清华学派”，清华国学院也由此被人们视为“现代学术发展的两个里程碑”之一。
1929年，基于种种原因，煊赫一时的“清华国学院”结束了其短短四年的历史。但其传统却并没有就此中断，学术薪火正因她培养的一大批“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的国学人才而得以绵延。随后建立的文学院与国学研究院一脉相承，人文精神在此继续发扬光大，学术巨擘在此荟萃云集。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哲学系合聘)、王力外文系的吴宓、瑞恰慈、叶公超，哲学系的金岳霖、邓以蛰、张荫麟(与历史系合聘)，历史系的雷海宗、吴晗，社会学系的陈达、潘光旦等教授，哪位不是声名显赫！如今，在夜阑人静时，路过清亭、闻亭，仍能依稀感到当年清华人文的流风余韵。
也许今天的人们更多地知道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而无法想象清华当年“长剑如花，白衣胜雪”的人文盛况。人文学科确曾是清华的半壁江山。它不仅是清华校史上的辉煌一页，也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时至今日，清华文科虽得以重建，但清华的人文学者们苦苦追求的恐怕还是那“断裂已久”的人文精神吧。
关于大学与大师的哲学
——梅贻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年代，政治势力不断侵入学术界，洁白的二校门似乎已无法隔断尘世的喧嚣。清华经历校长多次更迭和长达11个月的空缺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位试手补天的人物——梅贻琦。梅贻琦是天津严氏家塾(即南开学堂)张伯苓先生的得意高足，第一批留美学生。梅贻琦的到来，使清华的局面发生很大变化。他执掌清华的近二十度春秋正是清华奠定根基、彪炳校史的黄金时代。
1931年，梅贻琦在接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曾慷慨激昂地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他看来，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大学要向高深方向发展，大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自赴任之日起，梅贻琦便“以师资为努力奔赴之第一事”。同是学者的梅贻琦懂得怎样礼遇文人，而他对知识的尊重及其对文人共同理想的追寻，使清华在短短数年间，荟萃了众多的人文星辰与学界泰斗。其中有学术巨匠陈寅恪，语言学专家赵元任、王力，哲学界名教授冯友兰等，及其他如陈岱孙、金岳霖、吴宓、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潘光旦、张申府等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精英。在自然科学方面，汇集了叶企孙、熊庆来、吴有训、周培源、任之恭、李继侗、黄子卿、萨本栋、陈桢、张子高、杨武之、赵访熊、施嘉炀等20余位知名教授。
关于梅贻琦“大学与大师”的办学思想，在其著名的《大学一解》中，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虽自西洋移植而来，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精神源于大师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及学生跟随大师“从游”而成的自谋修养。因而，在学生培养方面，清华尤为重视“通才教育”。
梅校长真正意识到中国大学教育的意义所在，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一所大学的发展中。在他主持清华期间，清华大学本于中国文化的厚土，吸收了西方的学术体制与理念，从留美预备学校的框架中脱颖而出，形成独立的风格和传统，在国内外声名鹊起，跻身于世界著名学府之林。
书写辉煌——
清华人的生命历程
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当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之后，她的儿女们必须为进步、光明和民族复兴而苦苦求索，奔走呼号。清华人责无旁贷，其中很多人将一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也成就了清华国耻与骄傲交织着的“前身”。
1937年，清华大学“辞却了五史宫阙”，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漂泊于大西南，共同组建了西南联大，写下了清华校史上那光辉的一页。1952年6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清华成为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卓越的国家领导人。1978年后，清华大学陆续恢复一批人文学科，目前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工、文、法、医、经济、管理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沧桑迭变，而清华园依然人才济济，岁月的流逝抹不去曾经的光华，新的生命力仍然奔流在这片土地上。
每次走进清华园，我们不仅会被她清丽、飘逸的自然环境所吸引，还会被她厚重、深远的人文气氛所包围，情不自禁于闲庭信步中，在繁花、绿草、小桥、流水的牵引下，抚摸着一座座古建筑的斑驳，堕入时空隧道，追寻起清华园往昔的岁月……
秀美的水木清华
清华园的历史应该追溯至二百多年前，应该算是圆明园园林建筑的延伸，“水木清华”就是乾隆对这里景致的切身感受。
据说当年乾隆游园到此，发现这里山林变幻，清水环拢，还有绿树点点簇拥着古屋，这不禁让他想起晋朝一位诗人曾写过的诗：“寒裳顺兰止，水木湛清华。”于是，他也提起御笔写下了“水木清华”四个字为这里命名。后来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大火一直烧过近春园，却在接近清华园时渐渐熄灭，这才为我们留下了这片园林。屈指算来，这里恐怕是目前北京西郊仅存的少数圆明园时代的建筑了。
中国园林的特点一向是让山水与建筑自然而巧妙地结合，因为那时的人们便懂得，没有环境对建筑的烘托，任何建筑都将黯然失色。水木清华的主要景区便是工字厅后的荷花池，当年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在此求学时就曾说这里是清华园“最幽绝”的地方，如今，荷花池水依旧清波涟漪，池边杨柳依旧摇曳轻拂着水面，而清华学子依旧把这里当作他们晨读、漫步、休闲的最佳场所。
古朴的二校门
20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淳亲王的两个儿子异常气愤，于是把义和团招进清华园，设坛举事。这一行为既没能阻止“八国联军”的侵略，又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结果两个儿子一个被撤职查办，一个被发配新疆，另外还交纳了一大笔的战败赔偿。因这一年是庚子年，便叫“庚子赔款”。没想到正是这笔屈辱的赔款，却造就了后来的清华。
1909年，当630名青年走进北京史家胡同深深的巷子，参加留美庚款考试，准备赴美留学时，远在清华园工字厅西边的清华学堂也在筹备建设中，并于1911年4月开学。在送走了几批留美学生后，周诒春于1913年升任了清华校长，他不满足于在工字厅周边老老实实地办留美预备学校，他想要办大学。于是，他开始在清华园大兴土木，清华园的第一个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这时建起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二校门已不是它当年的样子，因为早在1949年时，为了交通便利，老校门两侧的墙就被拆除，在十年动乱之中，二校门更被当作“四旧”的东西拆毁，直到1991年，它才又被得以重建，据说是完全按照当时的样子建设的。好在我们还可以从梁实秋先生的笔下，体味二校门当年的情形：“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门前站着一名守卫的警察。门的弯弧上镶刻着清代那桐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
而洋车在校门口等候，如同今天在高级宾馆外等候的出租汽车，则是早年间二校门外的又一景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清华园和北京城之间的交通都极为不便，学生们进城，除了每天仅往返一次的班车，只能骑小毛驴或坐驴车，人力车已是奢侈品。但清华教授的月薪是400银元，相当于现在的4万人民币，所以洋车还是愿意到这里为他们提供服务的。
如今虽说通往校内外的校门和通道不少，但二校门仍是人们来往清华园首选的出入口，因为人们已不只把它看作校门，更把它看作了一个历史的证人。
壮大的图书馆
从1916年开始至1919年早春，清华大学图书馆拔地而起。它的整个建筑以红砖垒砌并配汉白玉石雕饰物，大门也是铜制。而人们只要沿意大利大理石的阶梯拾级而上，便会踩到一层楼由玻璃铺就的地板上。可以想见，当年学生们走在上面，该是多么的好奇与兴奋。它的窗外也是一片葱茏，充满生机的爬山虎从地上一直爬到楼顶，楼窗也便成了其绿叶中阳光下斑驳耀眼的点缀。这里就是中国曾最具规模的图书馆，它的藏书相当丰富，梁实秋先生第一次看到的大部头手抄《四库全书》，就是在这里。
在此之后，清华图书馆又经过两次续建，直到今天，分别在1919年、1930年、1991年三期建成的图书馆，总面积已达27940平方米，应该说是墨菲、杨廷宝、关肇邺三位建筑大师的共同杰作。它的一、二期建筑天衣无缝，二、三期建筑也是珠联璧合。特别是第三期建设，它在位置和高度选择上，仍尊重大礼堂和一、二期老馆的中心地位，甘居偏位和次高，但却又一箭双雕，形成了图书馆区和西大操场区两个环境空间。在建筑形式上，和旧馆建筑呼应中有变化，在采用欧美建筑形式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几进几出、院中有院的格局，再应用铝合金大玻璃门窗采光、共享大厅天窗采光通风，使其成为了建筑工程史中的又一杰作。而它的藏书量、图书使用率以及从这里走出的知名学者，恐怕都是全国乃至世界高校中数字最大的。
独特的科学馆
当时与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四大建筑的科学馆，它在建筑上也同样是采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校园建筑风格，砖混结构、外形对称、比例端庄，其立面也是分成三段，点缀石柱，还模仿文艺复兴时的门窗、檐口、基座。从其建筑艺术而言，可以说是“洋为中用”，从其使用功能上来讲却有着自己的独特与神奇，我们抛开它所具备的科研及教学功能不说，仅它楼下的空调大风机就让当时的人们惊讶不已，因为只要一看到这个大风机旋转，无论是什么季节，整个馆里总会四季如春，舒适宜人。
这个“科学馆”是理学院所在地，借用钱三强的话来说，“这里曾是中国理科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一段时间以来，在理学院院长、人称“科学馆主”的叶企孙和吴有训等主持下，清华因此聚集了众多的理科教育家，也培养滋养了王淦昌、钱三强、华罗庚、陈省身、顾毓、钱伟长、王竹溪、林家翘、王大珩、段学复、唐敖庆、周光召、丁石荪、何祚庥等众多杰出科学家。
今天的清华，仍是多少人的向往、多少人心中的圣殿，哪怕无缘在这里读书，就是看上一看、走上一走都是一种精神上的熏陶和感观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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